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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汪精衛

發表：乖透透	2006-02-23 21:58:45	閱覽數：33718	(IP: 　)	T 1744_R 0	引　用

～．　真實的汪精衛　．～

０１。書序
０２．第一部份之一　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０３．第一部份之二　玉石共焚
０４．第二部分之一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起草總理遺囑的人
０５．第二部分之二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短暫的汪主席時代
０６．第二部分之三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從擁共到反共
０７．第二部分之四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０８．第二部分之五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護黨救國運動
０９．第三部分之一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１０．第三部份之二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主和派的艱難
１１。第三部份之三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和平運動的開始
１２．第三部份之四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對日和約的實態
１３．第三部份之五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汪精衛的成立南京政府計劃
１４．第三部份之六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短命的南京政府
１５．第三部份之七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的結局

汪精衛與暗殺結緣

回憶紀實：關於大漢奸汪精衛的降日賣國

我為蔣介石、汪精衛治病

周佛海與汪精衛--兩大漢奸恩怨情仇

汪精衛劈棺之謎

《汪精衛日記》的歷史真相

回應：．．	2006-02-23 21:59:18	(IP: 　)	T 1744_R 1	引　用

(((((真　　實　　的　　汪　　精　　衛)))))

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
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
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
這也是中國歷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麼壞事。
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歷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
因此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歷史中完全抹殺，只是抗日戰爭的歷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
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歷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歷史?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早毓釭瑣

回應：．．	2006-02-23 21:59:47	(IP: 　)	T 1744_R 2	引　用

第一部份
之一
為　　了　　革　　命　　奉　　獻　　一　　切

1893年5月4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借字，原字是左王右叔）家裏，又新添的一個男孩。
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取名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
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
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
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
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遊，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遊的詩。
每天在父親面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遊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裏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
汪兆銘13歲時，母親病逝，14歲時，父親又病逝。
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
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17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
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
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

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留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歐洲文字省力很多。
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置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留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
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
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
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幹。
1904年9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當時汪兆銘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的事。
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留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
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裏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
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
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到1905年，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留學生1萬餘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空前的規模。
中國的革命家們紛紛在留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當時在日本主要有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
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啟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
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在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青留學生們，並不喜歡保皇黨的漸進穩健主張，大多數都支援革命黨激進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歷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
有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復會等等。
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
黃興身材魁梧，儀錶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青的留學生們所傾倒敬仰。
而孫中山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留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
但孫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
汪兆銘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委以重用。
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中山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
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
孫中山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面。

黃興對孫中山的來訪大喜過望，黃興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半晌說不出話來。
當時黃興32歲，孫中山40歲。
可是孫中山和黃興交談不久，氣氛就開始緊張起來，兩人語氣強硬，各持己見，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
最後黃興破顔一笑，兩位革命巨星終於達成了聯合。

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
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
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22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製造輿論，1905年11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正式創刊。《民報》特邀章炳麟擔任主編，主要編輯則為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裏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捨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
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啟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1906年6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在260餘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
本來公費留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份同學紛紛歸國。
但汪兆銘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
由於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
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
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
儘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制。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發佈的禁止中國留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中山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
1908年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
陳耕基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
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
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
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
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面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1908年汪精衛26歲，陳璧君17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
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只是革命同志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
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
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钜賈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
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選擇結婚物件的自由結婚。
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
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對陳璧君說：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麼樣子？
由於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
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只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少年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15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幹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
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回國為朝廷盡忠。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只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
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
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
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斷絕信後，退還了劉家的訂婚聘禮，為汪精衛解除了婚約。

陳璧君退婚後，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只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
1908年7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
陳璧君到《民報》後，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十分拮据，極少去飯店吃飯。
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口袋裏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高級飯店聚擎Z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
在這些未婚的年青編輯中，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物件，然而陳璧君卻逐漸傾心于汪精衛。

陳璧君傾心于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
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
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
汪精衛發誓說：革命不成打N不結婚。
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
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市寣A和革命同志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
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
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
此時梁啟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梁啟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汙革命經費2萬元自用。
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汙也不是無中生有。
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汙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
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佈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復會。
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回應：．．	2006-02-23 22:00:19	(IP: 　)	T 1744_R 3	引　用

第一部份
之二
玉　　石　　共　　焚

1905年孫中山聯合海外各派革命黨組成同盟會，主張用暴力的方式來推翻清王朝。到1908年冬，同盟會已經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為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梁啟超等保皇黨則乘機批評革命黨的暴力革命。

梁啟超特別批評革命黨領袖們，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卻唆使別人在國內搞送死的暴力革命。
1908年冬，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梁啟超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遠距離革命家作風，批評他們唆使別人送死而為自己謀取名利的作法，一時在海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掀起了一股批評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孫中山的運動，一些人主張革命之前必須先革革命黨之命。
反孫派攻擊孫中山主要在兩個方面：第一是批評孫中山近似於獨裁的領導作風，說孫中山辦事近於專橫，常令人難堪，第二是批評孫中山不公開革命經費的使用情況，不少人懷疑孫中山將革命經費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請孫中山出國時，日本朋友公開贈送孫中山的贈款就有20000餘日元（當時普通日本工薪階層的月薪不過二、三十日元），而孫中山只給《民報》留下2000元經費，其餘自己全部帶走，使《民報》經常陷於經費拮据的苦境。
1908年冬，《民報》主編章炳麟和孫中山訣別，章炳麟說：日本人向孫中山贈送的贈款，本來是贈送給革命黨的革命經費，孫中山卻把這些錢當作贈送給他個人的私人贈款使用。
章炳麟批評孫中山這種作法實在有損我同盟會之威信，而使日人啟其輕侮之心。

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
汪精衛是同盟會中無條件堅決支援孫中山的孫派骨幹，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會，汪精衛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

汪精衛刺殺清政府高官的設想，並不著眼於暗殺計劃本身是否成央A而是著眼於用鮮血回擊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的譏諷，挽回民眾對革命黨的信心。
汪精衛寫給孫中山的《致南洋同志書》中寫道：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複歸於熱，懷疑者複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

作為同盟會中堅分子的汪精衛，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傳來後，海內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看法大為改變，梁啟超的遠距離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們重新樹立起了對革命黨同盟會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
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
汪精衛在《致南洋同志書》中的一段話，也在當時被流傳為佳話∶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汪精衛最有名的文章是發表於《民報》26期上的《革命之決心》一文。
汪精衛在文中說∶現在四億人民正如饑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飯。
但燒熟米飯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
薪燃燒自己化為灰燼，把自己的熱移給了米，才使生米變成熟飯；釜則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黨人的角色有二，一作為薪，為薪的人需要奉獻的毅力，甘心把自己當作柴薪，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二作為釜，為釜的人需要堅韌的耐力，願意把自己當作鍋釜，煎熬自己來煮成革命之飯。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漢民。
胡漢民比汪精衛大四歲，不僅是和汪一起來日本留學的同鄉，也是長年在《民報》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當作大哥看待。
胡漢民得知汪精衛要北上行刺時，勸汪說：你是同盟會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號召力都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如果你以一時之激情與虜酋拼命，對革命的損失太大。

汪精衛則說：梁啟超罵我們這些革命黨人是遠距離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孫先生和同盟會，已經到了非口實所可彌縫，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現在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行動來證明我們的革命之決心，才能使梁啟超溯鴷螻部A使章炳麟溯巀狺H，才能促使同盟會內部團結和挽回民眾對革命的信心。
我以前在《革命之決心》一文中曾經說過，革命黨人要為革命作釜作薪，現在正是需要我當革命之薪的時候，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但不管汪精衛說什麼，胡漢民都堅決反對汪的北上行刺計劃。汪精衛臨走時不敢向胡漢民告別，怕胡漢民會硬把他留下，於是咬破手指給胡漢民留下血書∶我今為薪，兄當為釜。
胡漢民見到血書時，當場哭得昏了過去。

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並不反對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來挽回和喚醒民眾對革命的信心。
但考慮到汪精衛是同盟會中非常難得的人才，所以孫中山並沒有表示支援汪精衛的北上行刺計劃，但也沒有表示反對。
因為沒有孫中山等同盟會領導人的明確支援，汪精衛不得不自己尋找願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衛首先想到的是黃復生。

黃復生是四川人，和汪精衛一樣也是發起同盟會的元老，擔任同盟會的高層幹部。黃復生讀了汪精衛《革命之決心》一文後非常感動，對汪精衛說∶我也願意作革命之薪。
汪精衛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計劃告訴黃復生，汪精衛還沒有講完，黃復生就大笑道∶銘兄，有話何不直說。
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衛說∶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無生還的可能。。。黃復生豪爽地說∶我參加革命時早已立志為革命而死，還談什麼生還的問題，這次就讓我們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衛再找到同盟會中會作炸彈的喻培倫，請他幫助作炸彈，喻培倫也爽快地答應了，願意和汪精衛一同北上。
當然最堅決和汪精衛一起北上的是陳璧君，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
到關鍵時刻，你把英國護照一拋，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
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也讓那位說風涼話的人羞得恨不得鑽入地縫。可惜現在再也看不到陳璧君那樣有志氣撕毀自己外國護照的烈女了。

汪精衛計劃他和黃復生先到北京作好準備，然後喻培倫、陳璧君等人再攜帶炸彈到北京。
1909年10月，汪精衛、黃復生兩人先乘英國船到天津，同盟會的鄭毓秀迎接他們。
鄭毓秀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實業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際花。
鄭毓秀經廖仲愷介紹加入同盟會，這次廖仲愷特別寫信給鄭毓秀，要求她全力幫助汪精衛等人的暗殺行動。
汪精衛平日接觸的都是陳璧君那樣的革命烈女，見到鄭毓秀這樣風姿綽約的美人交際花，覺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衛說∶聽說最近北京的火車站盤查得很嚴。我們這些男人攜帶炸彈容易引起懷疑，想請你幫我們把炸彈帶入北京。
不過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炸彈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鄭毓秀當即答應∶如果不會爆炸，還叫什麼炸彈？這事就交給我了。
汪精衛是個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詩詞文章，鄭毓秀對汪很是傾心，多次以教她作詩為藉口和汪精衛接近，汪卻極力避開和鄭毓秀的單獨接觸。
汪精衛此時已經下定決心象柴薪那樣為革命獻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鄭毓秀的關係從來沒有越過同志的關係。
後來鄭毓秀感歎說∶汪精衛真是少見的道學先生。

汪精衛和黃復生到北京的琉璃廠租了一棟房子，掛上守真照相館的招牌，因為照相館的暗室最適合搞炸彈的組裝，照相館裏飄出化學藥品的味道也不會引人懷疑。
不久喻培倫傳來話正月十五（1910年2月10日）將帶鐵西瓜入京，請汪等人去前門車站接站。
汪精衛和黃復生趕到前門站，見鄭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紳士的手悠然走出車站，白人紳士的手裏提著一個沈重的皮箱，裏面裝著炸彈，車站的警官看也沒看就讓他們走出了車站。
原來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有治外法權，因此沒有人敢隨便檢查外國人的行李。這個白人是法國大使館的職員，曾一直追求鄭毓秀，這次鄭毓秀請他幫忙，那人當然一口答應。

炸彈運到北京後，喻培倫和陳璧君也趕到北京，他們一起商量暗殺的具體計劃。第一次暗殺行動是刺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貝子和貝勒為清王室的爵位名，親王之下為貝子，貝子之下為貝勒）。
2月底載洵和載濤從歐洲訪問返京，汪精衛等人準備在載洵和載濤走出前門車站時，投擲炸彈炸死載洵和載濤。
當天汪精衛、黃復生、陳璧君三人雇一輛騾車前往前門站，汪精衛和黃復生攜帶裝有炸彈的皮箱在車站門口等候，陳璧君則在騾車上接應。
但沒有想到當時清廷正搞廉政運動，載洵和載濤不竅[子，混雜在一般民眾中一起出站。
由於出站的人群中戴紅頂子官帽的人極多，汪精衛和黃復生無法識別目標，只好終止暗殺計劃。

這次刺殺失敗後，汪精衛等人把暗殺的目標定為清廷的最高領導人攝政王載灃。他們吸取了上次計劃不周而失敗的教訓，開始詳細調查載灃的行蹤。
醇親王載灃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載灃每天早上8點出王府，經過鼓樓大街從景山後門進入皇宮。
汪精衛等人本準備在鼓樓大街的矮牆後投炸彈，但正趕上鼓樓大街修擴馬路，閒雜人太多，無法行動。
他們後來注意到什刹海和後海分界處的一座小橋銀錠橋，環境非常僻靜，而小橋附近又有一條陰溝可容藏身。
於是汪精衛決定事先將炸彈埋在小橋下，汪精衛自己藏身於陰溝裏，待載灃過橋時用電線引爆炸彈，和載灃同歸於盡。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黃復生和喻培倫前往銀錠橋埋炸彈，留下汪精衛和陳璧君兩人。
陳璧君知道汪精衛明天將在爆炸中和載灃同歸於盡，這將是他們兩人最後的一夜。
陳璧君拉著汪精衛的手輕聲地哭泣，汪精衛本想找一些話安慰她，可是卻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汪精衛內心是深愛陳璧君的，他也知道陳璧君同樣深愛著他，但汪精衛越愛陳璧君，就越不願看到陳璧君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
汪精衛努力壓下和自己心愛之人的生死離別之情，只是拉著陳璧君的手默默無語，讓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突然喻培倫匆匆跑進來說∶大事不好，有人看見我們埋炸彈了，不久黃復生也跑回來說∶員警已經發現我們的炸彈了。

本來他們以為在寒冬的夜晚人跡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會有人發現。
可是天公不作美，銀錠橋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別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氣得睡不著覺，深夜走出家門去散氣。
該人走到銀錠橋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橋下挖土，他立即聯想到人們埋藏財寶的故事，於是潛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後取走財寶。
可是看到黃復生和喻培倫，埋好炸彈後又開始拉電線埋電線時，該人感覺到情況不對，這不是埋財寶，而是一個重大的陰謀，於是從藏身之處跑出來前去報警。

黃復生和喻培倫剛埋好炸彈，忽然看到從附近閃出一個黑影跑走，立刻意識到他們的行動被人偷看到了。
於是喻培倫先跑回去向汪精衛報告，黃復生則在附近監視。
不一會兒那個男人帶著兩個巡警前來，黃復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已徹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衛等人報警。
喻培倫建議他們現在立即離開北京，還來得及逃過清廷的追捕。
但汪精衛說雖然發現了炸彈，但員警未必就能查出來是他們幹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風頭再說。

第二天北京各大報紙都登出了銀錠橋下發現炸彈，有人想行刺攝政王的新聞，不過報紙上的分析卻都認為這是清廷內部的勢力鬥爭。
有人說炸彈中包炸藥的報紙寫有倫敦字樣，而載洵貝子和載濤貝勒正好剛從倫敦回來，很可能是他們搞的暗殺陰謀；也有人分析認為是慶親王想篡權的陰謀，但沒有一篇新聞懷疑到革命黨，使汪精衛等人大為安心。
三天後又有報紙登出新聞，說銀錠橋炸彈案的兇犯已經抓獲，汪精衛等人更為安心，於是開始策劃下一次行動，讓喻培倫去東京買炸藥，陳璧君去南洋籌款，汪精衛和黃復生繼續潛伏在北京進行下一次暗殺的策劃。

然而汪精衛等人卻中了清廷的計謀。清廷員警發現炸彈後，立即明白是革命黨所為。
為了防止暗殺者們逃跑，清廷故意向新聞界放出朝廷內部暗鬥和兇手已經捕獲的小道消息，使暗殺者們安心留在北京。
清廷員警發現炸彈中的炸藥是外國制，但幾顆螺絲釘卻是新近製作的。
警探到北京市內各個銅鐵店調查，騾馬市大街的鴻太永鐵鋪認出螺絲為該店所作，是琉璃廠守真照相館的老闆要求他們作的。
警探開始監視守真照相館，正好趕上守真照相館搞裝修，一些密探混入裝修工人中，從守真照相館中盜出了革命黨的機密檔，發現這次暗殺正是革命黨所為，首謀就是清廷出10萬兩白銀懸賞人頭的朝廷欽犯汪精衛。
1910年4月16日，員警包圍了守真照相館，將汪精衛和黃復生一舉抓獲。

由於謀刺攝政王是一個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耆親自審理此案。肅親王是清朝建國元勳八大世襲王室的第一家，是當時清廷中頭腦見識過人的少有人才。
順便說幾句題外話∶辛亥革命成市廘聶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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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之一
起　草　總　理　遺　囑　的　人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北京的滿清政府依然存在，滿清政府的手中還握有比革命軍更為強大的軍隊。
這時中國面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雙方採用武力對決的手段，在中國進行一場大流血的南北戰爭，勝者用武力統一中國。
如果雙方一時間僵持不下，中國就有南北分裂成兩個國家的危險。
另一種選擇是雙方採用和平的議和方法統一中國，當時和平議和的關鍵掌握在袁世凱手中，南北戰爭能夠避免嗎？
人們把視線聚焦在袁世凱身上。

現在中國人一提起袁世凱，就條件反射地在頭腦中浮現出一個竊國大盜的形象，簡單地把袁世凱劃為開歷史倒車的人民公敵，但實際上的袁世凱並非如此簡單。
由於袁世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共同的敵人，所以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對袁世凱大加詆毀，把袁世凱描繪成一個充滿權力欲的野心家，一些歷史書還誤傳袁世凱出賣譚嗣同等人的惡跡。
其實1912年，袁世凱在大部分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遠大於孫中山。
在清末，袁世凱就象當年蘇聯的葉利欽一樣，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諸多改革，多數出自袁世凱之手。
在葉利欽上臺以前，誰會預測到他會從民主的旗手變成獨裁的君王呢？袁世凱也象葉利欽一樣，上臺前也曾讚美聲一片。

孫中山的民國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提出了兩個最基本條件：清帝退位和採用西方式的共和制國體。
對於清帝退位，袁世凱等漢族大臣基本全部贊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後，中國該採用什麼國體的問題上，雙方意見分歧較大。
袁世凱本來是梁啟超等人開明專制的支持者，也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共和制。
不過袁世凱還是同意了南方政府採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中華民國總統有近似於獨裁的權力。
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凱的集權總統方案，南北政府合併，使中國避免了內戰和分裂的危險。

如果說袁世凱有什麼民Z的話，應該首推統一中國。
當時革命黨人十分激進，不少人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當時沒有袁世凱堅持維持一個強權的中央政府，中國很可能就要分成幾個國家。
另外蒙古和西藏當時是清王朝的藩屬國，辛亥革命後，俄國和英國曾設法謀求蒙古和西藏脫離中國，但袁世凱積極與列國交涉，保全了中國對蒙古和西藏的主權。

袁世凱出任第一任中國民國總統，並非竊取了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而是當時的眾望所歸。
袁世凱雖然贊成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但並不贊成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傾向於搞開明專制。
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的革命目標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辛亥革命雖然實現了三民主義中推翻異民族統治的民族主義目標，可是在平均地權、男女同權方面等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方面，卻幾乎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
不少同盟會成員批評孫中山不應該放棄同盟會當初的平均地權、男女同權等革命目標，汪精衛也向孫中山進言，希望同盟會不要僅僅滿足於打倒滿族人政府，但孫中山卻以為這樣的妥協是必要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府人員組成臨時政府。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曾邀請汪精衛這位全國著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廣東省都督，這對於一個還不到30歲的青年來說，是極有誘惑力的官職，但汪精衛卻婉言謝絕，實踐了他革命成市嶀ㄖ@官，不作議員的承諾，於1912年9月攜陳璧君一齊前往法國留學。

為了在議會中對抗袁世凱的總統強權，同盟會聯合其他一些黨派，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出任國民黨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國民黨的實權基本上掌握在宋教仁手裏。隨著政局的發展，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和袁世凱的開明獨裁路線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後發展成為公開的鬥爭。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的實際領導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殺，南方的革命派一齊舉起了反袁的旗幟，這就是所謂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開始後，汪精衛應孫中山之招，從留學的法國緊急回國，參加革命。
但二次革命的革命軍在袁世凱的強大政府軍面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1日的南京陷落，標誌著二次革命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亡命日本，汪精衛亡命法國。

二次革命失敗後，汪精衛的人生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前汪精衛以為中國的一切罪惡之源就是滿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滿清政府，中國就一下會變成一個民主強盛的國家。
但是汪精衛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竟然得到這樣一個結局，革命不但沒有使中國民主強盛起來，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時代還要糟糕。
一個人對一個事業投入的越多，對事業失敗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
汪精衛曾把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都交給了革命，卻換來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使汪精衛的革命理想消失得無影無蹤。
汪精衛一下從一個狂熱的革命青年，變成一個躊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國，汪精衛進入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
汪精衛在法國學習很勤奮，似乎想遠離政治的漩渦，但中國政局的發展，又把汪精衛帶回到了激烈的政治鬥爭中。
1914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
1915年12月，袁世凱廢除共和制，改中華民國的國號為中華帝國，自己宣稱為中華帝國皇帝。
袁世凱的帝制復辟，在中國引起了新一輪反袁運動，就是所謂的三次革命。
汪精衛在孫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國，參加了反袁護國軍。
袁世凱軍隊在反袁軍面前節節敗退，袁世凱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佈取消帝制，恢復共和制，並在6月6日急病而死。

儘管汪精衛一直是反袁先鋒，把袁世凱稱為人民公敵，但袁世凱並不記恨汪精衛，反而非常欣賞汪精衛的膽識和才能。
在汪精衛流亡法國期間，袁世凱曾經托蔡元培找汪精衛，請汪精衛回國作總統府的高級顧問，但汪精衛拒絕了袁世凱的邀請。
從歷史上來看，汪精衛並不是一個特別喜歡追逐權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現出中國的老百姓對幾千年來延續的帝制已經厭煩，使在中國復辟帝制的企圖再也無法得逞。
雖然三次革命成它a阻止了袁世凱的復辟帝制，但孫中山的國民黨並沒有得到政權。
袁世凱死後，政權依然掌握在握有槍桿子的北洋軍閥手中。當時中國之所以形成軍閥混戰的局面，是由於中國沒有徵兵制、也沒有軍官退休制度。
當時在中國徵召士兵並不是由國家機構統一進行，而是由各路將軍私人徵召，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於國家而忠於個人的私家軍制度。

孫中山雖然長年從事革命，在民眾中也有較高的威信，但由於沒有自己的私家軍，所以一直無法走上政壇。
這使孫中山痛感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創建一隻效忠於自己的軍隊。
但孫中山本人的職業原是醫生，自己並不懂軍事，也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
而孫中山周圍的忠實追隨者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等人都是書生，沒有會帶兵打仗的將軍。
孫中山開始著重搜羅軍事人才，在日本軍事學校畢業的蔣介石，很快受到了孫中山的青睞。

1917年蘇聯成立以後，開始了輸出共産主義的革命外交，中國成為蘇聯革命外交的最重要國家。
蘇聯宣佈放棄沙皇時代與中國簽訂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民對新興的蘇聯政權産生了極大的好感。
蘇聯看中了孫中山的國民黨，而孫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國的支援，以前積極支援孫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21條後，已經遭到中國人民的反感。
於是孫中山開始在蘇聯的援助下籌建一隻完全效忠於自己的國民黨軍隊，1924年6月創建了黃埔軍校，委派蔣介石出任校長。

由於孫中山接收了蘇聯援助，蘇聯要求孫中山和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進行合作，孫中山答應了蘇聯的聯共要求。
但孫中山的聯共政策，特別是允釵@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的反對之聲。很多國民黨的高級幹部，包括汪精衛和胡漢民，以及剛從蘇聯考察歸來的蔣介石也都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只有廖仲愷積極支援聯共。
所以國民黨的聯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孫中山個人的威信強行實施的，這就為孫中山死後國民黨內的清黨清共，埋下了伏筆。

1924年10月，直系軍閥馮玉祥在北京發動了政變，北京出現了段祺瑞、馮玉祥、張作霖的臨時聯合政府。
臨時聯合政府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事，於是孫中山在汪精衛等人的隨行下前往北京。
孫中山到達北京後立即病倒，送協和醫院診斷為肝癌，從此臥床不起。

1925年2月，孫中山病情加劇，急忙電請孫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
汪精衛等人本以為孫中山會主動提出立一個遺囑，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可是一直到2月24日，仍不見孫中山有立遺囑的意思，於是汪精衛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為孫中山起草一個遺囑，再根據孫中山的意思修改。
孫中山的遺囑由汪精衛起草，汪精衛寫好遺囑後，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來到孫中山的病榻前。
汪精衛眼含略藿黈]中山說：希望總理留下一些話，好讓我們去做。我們懇請總理生前留下遺囑。
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說：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員會提出這個意見的。
孫中山問：你們要我說什麼呢？

汪精衛說：我們預備好了幾句話，讀給總理聽。總理如果贊成，便簽個字，當作總理的話。如果總理不贊成，便請總理另外說幾句話，我可以代筆記下來，也是一樣。
於是汪精衛掏出寫好的遺囑，大聲朗讀起來：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孫中山聽完後說：好呀，我很贊成。沒有一字添改。
於是這篇汪精衛寫的總理遺囑，就當作孫中山的政治遺囑公開發表。

為什麼孫中山沒有主動提出自己的遺言，為什麼孫中山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
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結果造成了後來國民黨內部長期內鬥不斷，這也是孫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種。
也由於孫中山沒有指定接班人，國民黨內沒有人敢接任總理之位，只好宣佈取消總理制，把總理這一稱呼永遠讓給孫中山。
此後國民黨的領導體制開始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

孫中山之後的國民黨中，汪精衛是呼聲最高的接班人。
汪精衛是同盟會中資格最老的一輩，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光榮史，有革命成市嶀ˋ悃D當官的君子風度，更有鮮有人比的文才和口才，這在國民黨中都是無人可比的。
加之汪精衛的個人生活作風也非常為人稱道，汪精衛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在1925年7月1日，孫中山原來的大元帥府改組，改為國民政府，設國民政府主席為最高領導人。
在中央政治會議上，汪精衛以全票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孫中山以後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
但汪精衛卻有一個極大的弱點，這就是他沒有一隻忠於它的私家軍，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中國社會中，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書生，註定不能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上坐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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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之二
短　暫　的　汪　主　席　時　代

1925年3月12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
由於孫中山逝世前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精衛以他在黨內的資歷和聲望，被推舉為孫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國民黨領導人。
1925年6月26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採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制。
會議還決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7月2日，汪精衛在10萬廣州軍民三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佈：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汪精衛的發言得到了在場軍民的熱烈歡迎，到處響起擁護汪主席的口號，這是汪精衛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日子。

汪精衛的國民政府遵守孫中山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積極任命了一批共產黨員位居國民政府的要職。
比如汪精衛任命共產黨員的譚平山為中央黨部的組織部長，毛澤東為宣傳部長，林伯渠為秘書長，幫助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使共産黨的勢力在國民黨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一時間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似乎一切順利，但一個多月後發生的廖仲愷暗殺事件，一下使汪精衛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

國民黨本來就是一個由各種勢力混雜而成的政黨，黨內分有不少派閥。
在孫中山生前，各個派系畏於孫中山的威望，沒有出現激烈的派系鬥爭。
但孫中山物寣A國民黨失去了威振全黨的重秤，黨內的派系鬥爭開始表面化和激烈化。
當時國民黨主要分為左派和右派兩派：左派支援孫中山的聯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愷，右派則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漢民。
汪精衛則是中間偏左的立場。

胡漢民也是一直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孫中山不在時，代理孫中山的大元帥職務。
孫中山去世後，胡漢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國民黨領導人位置的候選人。
然而在新成立的國民政府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這使胡漢民非常不滿。原來在東京同盟會時代，胡漢民和汪精衛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漢民曾為營救汪精衛而披心瀝血。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在權力面前，他們之間的友誼開始破裂，胡漢民開始支援黨內的右派反對汪精衛。
這正應驗了中國的古話：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權力對人的腐蝕作用實在太大了。

1925年8月19日，廖仲愷在國民黨部大門前，遭5名槍手的槍擊身亡。
廖仲愷被刺案驚動了剛剛成立的國民政府，汪精衛親自組成了特別委員會，調查廖仲愷被刺案的兇手。
可是汪精衛沒有想到調查的結果，卻顯示出胡漢民是刺殺廖仲愷的幕後策劃者。
汪精衛念及當年他們兩人在東京時代的舊情，沒有公開處分胡漢民，只是將胡漢民以國民政府特使的名義派往蘇聯考察。
1925年9月22日胡漢民前往蘇聯，但汪精衛這個舉動被一些國民黨左派批評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愷一死，汪精衛就成為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國民黨右派的猛烈反對。
由於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漢民被迫離職出國，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政府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跑到北京另立中央。
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前，召開了自稱為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這就是所謂的西山會議，與會者也被稱為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以反對聯俄聯共、反對汪精衛左傾為主要議題，通過了一系列反對聯俄聯共的決議案，並羅列汪精衛為共產黨護符的九大罪狀，宣佈開除汪精衛黨籍半年，以觀後效。

雖然右派的反汪氣焰十分囂張，但由於最為重要的軍權仍掌握在左派手裏，所以西山會議並沒有形成很大氣候。
1926年4月1日，廣州國民黨中央召開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汪精衛在會上重申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汪精衛說：西山會議派打出反對聯俄聯共的旗幟，就是打出反對孫中山先生的旗幟，所以成為總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賊。

汪精衛的左派立場得到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的高度評價，在汪精衛當政期間，共産黨的確得到汪精衛很多的關照，要不是汪精衛後來當了漢奸，共產黨很可能要把汪精衛和張學良並列起來，譽為反蔣英雄。
在國民黨二大上，汪精衛當選執掌最高權力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但此時蔣介石卻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為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1924年1月舉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而蔣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員，連候補委員都不是。
但1924年5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國民革命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在中國往往是得軍隊者得天下，蔣介石憑藉掌握的軍權，在國民黨中的地位飛速上升。
當然蔣介石的躍升，在相當程度上也得益於汪精衛的大力提撥和重用。
1925年10月，汪精衛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發佈了東征陳炯明的命令，汪精衛親自任命蔣介石為東征軍總指揮。
汪精衛那時還沒有想到這個默默無聞的小字輩蔣介石，居然會在一年後成為掌握國民黨的實權人物。
蔣介石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後，在國民黨中名聲大振。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成為國民黨中最有實力的人物。

不過蔣介石能夠飛速掌握國民黨的實權，還與汪精衛過於淡泊權力有關。
汪精衛在黨內的資格最老，和孫中山的關係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犧牲的英雄事跡，所以汪在國民黨內的聲望首數第一。
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特別是在個人生活方面，汪精衛不抽煙、不酗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一種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圍的汙濁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
汪精衛在國民黨內是類似於聖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革命老英雄。
但大家總是對汪精衛敬而遠之，在國民黨內從來沒有形成過所謂汪精衛派，這是為什麼呢？

中國有句格言說：水至清則無魚，汪精衛品格過於清廉，所以願意跟隨他的人就很少。
在中國善於玩弄權術的人總是以封官傍@等物質刺激的方法，來召集網羅自己的跟隨者。
汪精衛不但不搞封官傍@，還對自己的部下要求很嚴，由於跟汪精衛幹撈不到什麼好處，所以願意跟隨汪精衛的人就很少。
另外汪精衛也不會用結拜兄弟等方法來拉攏有權勢的人，蔣介石曾兩次給汪精衛送去蘭譜，希望和汪精衛結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衛婉言謝絕。
按照西方的標準，汪精衛這樣有出色口才筆才，又有充分政治責任感和生活清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
可是汪精衛這樣西方型的政治家，卻不適合於中國汙濁的政治土壤，這也是汪精衛一生的悲劇所在。

對於具有走向權力頂峰野心的蔣介石來說，汪精衛是一個需要排除的障礙。
蔣介石剛開始時是以一個積極擁共的左派形像出現，曾發表聲明痛斥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反汪行為，得到了汪精衛的信任和重用。
但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後，就開始向反共的右派靠攏，成為右派的領袖人物。
為什麼國民黨內會出現強大的反對聯俄聯共的右派勢力呢？
這其實與蘇聯的中國政策有關。

1923年列寧的秘書馬林訪問孫中山，表示蘇聯準備在政治和軍事上，積極支援孫中山的國民黨。
孫中山對蘇聯也很有好感，兩人一拍即合，達成了協定。
從此蘇聯向孫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錢武器，孫中山靠蘇聯的支援建立起黃埔軍校，創建起一隻國民黨自己的軍隊。
但孫中山得到蘇聯支援的代價也不小，孫中山特聘蘇聯人鮑羅廷為國民黨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有極大的發言權，國民黨的各項政策行動都要徵求蘇聯代表的同意。
孫中山物寣A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決心完成孫中山的遺志，北伐統一中國。
但北伐所需的武器軍費，全靠蘇聯人提供，隨著蘇聯對國民黨援助力度的加大，蘇聯派遣了大批軍事顧問進入國民革命軍的各個師團。

但蘇聯顧問們並不懂尊重中國的禮節和習慣，在國民黨軍隊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現，對國民黨軍隊的內部事物指手畫腳，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國民黨軍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國民黨領導人懷疑蘇聯有在政治軍事上控制國民黨的野心。
蔣介石曾歎息說：嗚呼，赤化也，共産也，俄人掌握政權也。接替鮑羅廷的蘇聯顧問季山嘉到任後，對中國人更是非常傲慢，特別是季山嘉與國民黨軍隊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私人關係極差，季山嘉見到蔣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幾乎反對蔣介石的每一項計劃，這促成了蔣介石反俄的決心。

更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變了以前蘇聯逐步改造國民黨的計劃，開始公然幫助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中擴充勢力，試圖讓中共從內部顛覆國民黨，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
季山嘉向國民軍的各個師團派遣共產黨員作黨代表，當時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80%的黨代表都由共產黨員擔任。
然而季山嘉的激進赤化行動，遭到了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強烈反對。
1926年3月18日，國民軍最精銳的中山艦，在沒有接到命令的情況下，忽然駛入黃埔，中山艦除去炮衣瞼X戰鬥陣勢，停靠在黃埔軍校旁，有搞軍事政變的嫌疑。
儘管到現在為止，中山艦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跡像表明可能是蘇聯顧問季山嘉策劃的。
中山艦長李之龍是共產黨員，中山艦的行為又讓人聯想到俄國十月革命時巡洋艦炮擊冬宮的歷史畫面，所以蔣介石認定共產黨要搞暴動，於是下令包圍蘇聯顧問公館，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將第一軍中的黨代表全體免職，並逮捕了中山艦長李之龍。

當時汪精衛是國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這麼大的行動事先不通知汪精衛，顯然是以先斬後奏的方式和汪精衛對抗。
汪精衛對蔣介石無視合法國民黨中央政府而擅自行動的行為非常憤怒，準備召集中央委員處置蔣介石的越權行為，但大部分中央委員卻都替蔣介石說話，贊同蔣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動。
汪精衛看到他這個最高領導人已被蔣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蔣介石搞直接對抗，勢必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嚴重分裂。
既然國民黨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贊成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整體利益，汪精衛決定以主動辭職的方式，把政權交給蔣介石。

1926年3月22日，汪精衛在臨時召開的中央政治會議上說：我是革命政府和黨的代表，這件事的發生我也有責任，我只責己不責人，一切均由我不能盡職所造成，我將引咎辭職。此事一切善後工作，均由蔣同志去辦。
當時汪精衛之所以輕易把政權讓給蔣介石，是因為當時汪精衛以為蔣介石和他的對抗只是出於政治觀點的不同，沒有想到蔣介石上臺後會搞個人獨裁。
汪精衛本是一個淡泊權位的人，本來並沒有和蔣介石爭權的野心，但當蔣介石明顯在國民黨內搞個人獨裁後，汪精衛才站出來成為反蔣的核心人物。

1926年5月11日，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汪精衛辭職後，廣州國民政府於6月6日推選蔣介石為中央軍委主席兼北伐軍總司令。
後來蔣介石又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蔣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雖然得到了國民黨中相當的支援，但國民黨北伐還要依靠蘇聯的經濟軍事援助，還沒有和蘇聯攤牌的資本。
所以蔣介石在處理中山艦事件時，提出對人不對俄的方針，要求俄國撤回顧問季山嘉，重新派鮑羅廷任國民政府顧問。
蘇聯接受了國民黨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臺後，立即開始著手北伐。
1926年11月，北伐軍攻佔了南昌、武昌，這引起了北方軍閥們的震驚。
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人組織起安國軍和北伐軍對抗。
安國軍司令張作霖開始在北京搜捕共產黨員，釵h共產黨員逃入蘇聯大使館避難。
由於蘇聯是北伐軍的總後台，張作霖不顧國際法，派軍隊強行進入蘇聯大使館抓捕共産黨人，並搜繳出多份機密檔，包括蔣介石和馮玉祥向蘇聯借款的契約書以及蘇聯向北伐軍提供武器的清單表。
張作霖從蘇聯大使館抓出的中共最大級人物是李大釗，張作霖是一個頭腦簡單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釗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釗十七歲的女兒。

北伐軍在軍事上的進展雖然順利，但蔣介石的獨裁作風卻引起了很多國民黨人的反感。
儘管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大部分國民黨領導人站在蔣介石一邊，贊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
但是蔣介石當權後表現出來的獨裁霸道，又讓人們回想起作風民主的汪主席的好處，於是擁護汪主席，請汪主席回國複職的呼聲四起。
1927年2月，孫科等人組成迎汪行動委員會，以國民黨臨時中央會議的名義，致電汪精衛，敦促他回國複職。
蔣介石後來也擋不住擁汪的浪潮，只好也打電報請汪精衛歸國複職。
在法國的汪精衛收到了雪片般飛來的請求他回國複職的電報，最後蔣介石也打來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汪精衛看到這些電報後感歎道：看來我不回去不行了。
1927年2月下旬，汪精衛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
從此汪精衛開始了他與獨裁者蔣介石的鬥爭。
但此時的蔣介石羽毛已經豐滿，汪精衛手裏又沒有軍隊，已經無法有效地抗衡蔣介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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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之三
從　擁　共　到　反　共

中山艦事件後，汪精衛自責辭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出國。
蔣介石接任國民黨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蔣介石上臺後，雖然一改孫中山和汪精衛時代的親俄政策，但並沒有和蘇聯人攤牌。
蘇聯當時受到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孤立，在海外只有中國國民黨一個朋友，所以也不願輕易和國民黨把關係搞糟，蘇聯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撤回態度傲慢的顧問季山嘉，重新派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出任國民政府顧問，使蘇聯和國民黨的關係一時得到了緩和。

蔣介石上臺後，1926年7月在蘇聯的支援下開始北伐。
據近年的一些研究資料顯示，蘇聯對國民黨政府提供了高達數百萬美元（當時價格）的軍事援助。當時中國是個窮國，各個軍閥並沒有多少錢購買軍火，而資本主義國家死的商人軍火商，決不會像蘇聯那樣提供無償的軍事裝備，所以蘇聯的援助使各個軍閥部隊在軍事裝備上，大大劣於北伐軍。
比如大軍閥之一張宗昌的部隊，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槍，連軍服也長年不更新，士兵們一個個蓬頭垢面，還有很多人連鞋都沒有。
部隊裏發的一點軍餉全被各級軍官裝入自己的腰包，張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爛，有妻妾42人，其中21人是白人。這樣的軍隊沒有戰鬥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蘇聯的援助也是有條件的，這就是允釵@產黨人在北伐所到之處發動工農，並在軍隊中進行帝國主義問題、農民問題的激烈宣傳。
當時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本來就很痛恨，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又使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火上澆油，使北伐軍和外國人造成了嚴重摩擦。
1927年1月3日，北伐軍不顧中國軍隊不得進入外國租借的國際條約，強行進入英國在漢口的租界，和英國的海軍陸戰隊發生了交火，雙方各有死傷。
1月6日，北伐軍再次強行進入在九江的英國租借。
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大英帝國肯定再次糾集八國聯軍懲罰中國，但一次大戰後英國的國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認中國軍隊武力收回漢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軍佔領南京後，激憤的士兵的狂亂行動，引起了造成很大國際麻煩的南京事件。
北伐軍進入南京後對外國領事館、教堂、商社等進行了武裝襲擊，打死英美法意等國6人，打傷數十人。
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27名北伐軍士兵輪奸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
北伐軍的暴行使列強們十分震驚：義和團又來了！
英美在長江上的數艘軍艦開始向南京城內炮擊報復，打死南京市民2000餘人。
不過日本軍艦被政府下令不得開炮，日本艦隊司令駛回上海後自殺謝罪。
他在遺書中說：他奉命不准開炮，以至海軍保護僑民不周，無面目以見國人。
（據日本報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傷5人，被強姦者35人）。

蔣介石對這種情況非常擔心：這樣下去北伐勢必引起各國列強的干涉，就要破滅國民黨消滅軍閥統一中國的大業。
蔣介石認為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的帝國主義理論煽動所造成的，不和共產黨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央C
蔣介石下了分共的決心。
儘管蔣介石的分共主張得到大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支援，但當時蔣介石身兼各種要職，培植私人勢力，搞軍事獨裁的傾向也十分明顯，所以反對蔣介石獨裁，請汪精衛回國重新擔任國民黨領導人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
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也感到眾怒難犯，只好請汪精衛回國主持大局，蔣介石給汪精衛拍電報說：如果先生再不回國的話，我就要出國了。

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
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史達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
史達林希望汪精衛回國後重用陳公博等左派人士，囑咐汪精衛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
原來蘇聯將最高顧問季山嘉換為態度比較謙虛的鮑羅廷後，仍和蔣介石齷齪很多。
一次鮑羅廷對蔣介石說：你想讓眾人不說話是不可以的。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罷。
古時西方有一個國王，極討厭大臣們說話。
有一天，他對大臣們說：你們說話太多了，我不喜歡。＇
大臣們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陛下要我們不說話，只有去找狗。

蔣介石認為鮑羅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趕鮑羅廷回蘇聯。
汪精衛向史達林表示回國後要堅持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並做好蔣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北伐軍攻克漢口後，原來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往漢口，而蔣介石的北伐軍總司令部卻設在南昌。
在漢口的國民政府要求蔣介石把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漢口，而在南昌的蔣介石卻要求把國民政府遷往南昌，兩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蔣介石不執行黨中央的命令，拒絕把司令部遷往南昌的作法，顯然出於私心。
在蔣介石看來，駐紮漢口的部隊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隊，他到南昌必然處於國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蔣介石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使人們更加感到蔣介石軍事獨裁的危險。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衛回國的途中，國民黨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二屆三中全會。
這次會議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蔣會議，與會者們一致認為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勢力，現在又挾軍力與黨和政府對抗，製造軍事獨裁。
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蔣介石必將成為袁世凱第二。
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系列議案，中央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條例等，均意在提高黨權，削弱蔣介石的個人權力。
會議還通過今後中央軍事委員會不設主席，由汪精衛為首的7人集體領導。
汪精衛在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

北伐軍佔領南京後，蔣介石的北伐軍司令部遷往南京，這時國民黨已形成在漢口的國民政府和在南京的蔣介石派系兩大陣營，兩個陣營都拉攏汪精衛加入他們的陣營。
以當時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個陣營就會大大加重該陣營的砝碼。
70年前的交通不比現在這樣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衛乘坐的郵輪到達上海時，北伐軍已經攻佔了上海。
蔣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吳稚暉前往碼頭迎接汪精衛，在這以前，蔣介石向全軍發表歡迎汪精衛回國領導的通電：自今以後，所有黨政、民政、財政、外交等等，均須在汪主席領導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統帥全軍而服從之。
4月3日，汪精衛到法租界孫中山的故居，和蔣介石以及在滬的國民黨高級軍政幹部會談。

吳稚暉說：現在共產黨以武漢為中心，從城市到農村都在搞暴動，武漢的國民黨已被共黨所脅持，遲早要被吃掉。
蔣介石說：目前我黨已處於一個危險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關頭，如果讓共黨再倡狂下去國民黨就要垮臺，現在一切黨國命運在於汪主席複職。
汪精衛說：蔣先生要兄弟來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蔣介石說：第一是複職。第二是把蘇俄代表鮑羅廷趕走，此人在武漢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趕走不可。第三是分共。這三件事必須堅決做，立即做，請汪主席指示。

汪精衛回答說：聯俄容共的政策為總理手定，不可輕言更改。此事事關重大，須召開四中全會做出決定。黨的民主制度、組織原則是必須遵守的。
吳稚暉站起來激動地說：汪兄弟，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要講什麼組織原則，還要對共黨心存幻想。
接著李宗仁、李曾石等人紛紛發言，反對汪精衛的意見，要求汪精衛不要偏袒中共。
汪精衛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但他仍然堅持原則，毫不退讓。
最後汪精衛說：我是站在工農方面的呀！誰要殘害工農，誰就是我的敵人。

這時吳稚暉忍不住激動，撲通一聲跪倒在汪精衛面前，流著眼祥﹛G汪先生，汪主席，看在黨國面上，你就放棄袒共立場，留在上海領導吧！
汪精衛被此舉搞得不知所措，撥腿逃避上樓，口中連聲說道：稚老，您是老前輩，這樣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最後會議就在這樣令人啼笑皆非的場面中結束。

汪精衛和蔣介石等人第二天繼續開會，這次汪精衛改變了昨天的強硬態度，同蔣介石達成了初步協定。
協定規定：一、4月15日由汪精衛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二屆四中全會，在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一切；二、通告共產黨暫停在國民政府內的一切活動，聽候中央開會決定；三、工人糾察隊等一切武裝團體均服從蔣總司令的指揮。
汪精衛知道蔣介石是暫時的妥協，為了從政治上壓倒蔣介石，汪精衛私下找中共領導人陳獨秀，要求陳獨秀發表一個不反對國民黨的宣言，堵住蔣介石說共產黨要搞暴動的口實。

4月5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宣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重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言最後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激怒了國民黨的右派。
本來國民黨的右派並不支援蔣介石的獨裁，只是贊成蔣介石的反共政策。
他們原來寄希望於汪精衛回國後帶領他們反共，遏制蔣介石的獨裁。
可是《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表明汪精衛堅決容共的態度，使國民黨中大部分反共又反蔣的人士，不得不歸集於蔣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蔣介石成為反共英雄。
如果汪精衛當時打出堅決反共的旗幟，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的擁戴，就有可能阻止蔣介石後來的軍事獨裁。
可是當時汪精衛並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面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
當時共產黨內的激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的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
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汪精衛在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漢口。
汪精衛到達漢口後，受到大量群眾的夾道歡迎，使汪精衛非常感動。
在10萬民眾三加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
表明了汪精衛堅決執行孫中山的聯共政策。

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的蔣介石卻於1927年4月12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政變。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了工人糾察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就處死300餘人，逮捕500餘人，還有數千人失蹤。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汪精衛說：蔣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種藉口。
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
4月18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為了對抗武漢的正統國民政府，蔣介石乾脆在南京也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以免在名分上輸給武漢國民政府。
4月18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儘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產黨的農民運動過於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鬥，使他們憤憤不已。
最後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綁遊街示眾。
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釦J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
馬日事變後共産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釦J祥，使釦J祥安然無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
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

1927年6月1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
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2萬共產黨員和5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
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汪精衛隨後找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汪精衛說：玩火者必自焚，我們要使火燒向敵人而不是燒向自己。
鮑羅廷不解地問道：汪先生，你所說的敵人是指誰？
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的抄件說：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
鮑羅廷不知道汪精衛怎麼會得到這個密件，他急忙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鮑羅廷本人的確也不贊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後，很多領導人也十分惱怒。
1927年7月4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
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
雖然汪精衛對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志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著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後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策，扭轉當前的局勢。

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瞭解。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
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産主義分子們的反對。
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佈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
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1927年7月13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於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
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三加國民政府的共産黨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後，汪精衛於1927年7月15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志們，目前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
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援分共，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制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
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最後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
但汪精衛說：我們不像蔣介石那樣搞武力清黨，而是採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
本來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像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黨人之身體自由。
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面軍所轄的二十軍軍長賀龍等人，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
1927年8月8日，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
在武漢也開始了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一種相互利用。
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
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採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産主義暴力運動，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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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
《打倒獨裁者蔣介石》之四
第　一　次　反　蔣　的　失　敗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漢國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
為什麼共產國際會突然傳來一個《五月指示》呢？
這與當時蘇聯內部進行的史達林和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有關。
在中國問題上，史達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
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要求中囯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幹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史達林通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蘇聯顧問鮑羅廷是史達林的代表，而托洛斯基卻通過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帶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印度人魯易則是托洛斯基的代表。
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現實的史達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援激進革命論的人占了上風。
在南昌起義問題上，1927年7月23日史達林派來接替鮑羅廷的蘇聯代表羅米那茲，強烈反對中共搞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但並沒有說服中共的激進派。

汪精衛看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後，開始要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進行所謂分共。
當時武漢政府的大部分國民黨人都贊成分共，只有孫中山的遺藹獐y齡和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很少數人反對分共。
宋慶齡反對分共的理由，和後來中共的華國鋒等凡是派差不多，聲稱凡是孫中山生前親自制定的方針政策都不能變，否則就是總理的叛徒。

汪精衛反駁宋慶齡等凡是派的意見時說：孫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根據其三民主義之原則來發展他的觀點，改變他的策略。
當初他聯合袁世凱，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訓就發動了討袁，當初他依賴陳炯明，後來他又義無反顧地發動征討陳逆。
如果孫先生看到今天武漢的形勢，看到共黨正虎視眈眈地欲篡我黨之權、我黨之軍，他會怎樣？
他一定會改變他的三大政策的。

本來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像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
但共產黨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後，使武漢國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也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
汪精衛後來檢討說：由於我的誤謬縱容，才使共產黨發展到這個地步。
汪精衛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武漢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後，武漢政府和南京蔣介石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
1927年8月初，馮玉祥分別致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於好，合二為一。
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政府，斥責蔣介石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
汪精衛提出甯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臺，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要求寧漢統一的呼聲也很高，特別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軍隊的勢力膨脹，也從側面催促蔣介石下臺。

正巧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戰中，又敗於孫傳芳的軍隊，蔣介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8月12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發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訪問。
蔣介石的下野使汪精衛等反蔣派鬆了一口氣，8月19日汪精衛代表武漢政府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汪精衛以為從此國民黨就可以實現以黨治軍的文人領導，消除軍人獨裁的疾患。

但汪精衛卻想錯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誰槍多誰發言權就大的強權社會，各路將軍擁兵自重，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政府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說進行領導。
蔣介石宣佈下野後，支援蔣介石的人紛紛離開南京，南京又成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軍人掌權的軍人政權，所謂才驅走虎，又來了狼，桂系軍人依靠手中的兵權，並不服從汪精衛文人政府的領導。孫中山是一個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隨孫中山幹革命的汪精衛等人也均是文人政治家，沒有效忠於自己的嫡系軍隊。
作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衛要想在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種空想。

隨著北伐的進行，國民革命軍中桂系軍隊的勢力大大擴張，但桂系在黨內卻沒有什麼地位，於是統治南京的桂系實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元老請來，幫他們在政府中撐腰。
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中最早開始反共的一派，1925年11月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前，召開過反共排共的西山會議，當時汪精衛主持下的廣州國民政府在二屆一中全會上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案》，並宣佈開除林森等18人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派並沒有就此絕跡，他們仍在堅持活動。
後來西山會議派遷往上海，在上海自行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廣州的正統國民政府相對立。
在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合作的《聯合聲明》時，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斥責汪精衛的行為是賣黨、賣國之罪，願與國人共棄之。
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作出了恢復林森等18人黨籍的決議，但武漢的汪精衛政府並不承認這個決議，所以西山會議派對汪精衛耿耿於懷，極力反對汪精衛當國民黨的領袖。

1927年9月11日，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會議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開了寧、漢、滬三方中央委員談話會，討論寧漢政府合併和統一黨務的問題。
西山會議派的張繼發言說：既要統一黨內各界同志，就要承認上海的中央黨部，就要廢除二屆一中全會上的《彈劾西山會議案》。
這個非法決議案是當時左傾路線的産物，必須宣佈廢除，否則怎麼能團結統一黨內同志？

汪精衛反駁說：中央的決議豈可任意廢除，除非由將來的四中全會作出新的決議。
汪精衛的發言遭到甯、滬代表的強烈反對。
李宗仁說：我們遷都南京後，於6月7日宣佈林森、張繼等18位同志恢復黨籍的決議，所以才有今日統一黨務的基礎。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堅持過去的決議了。

汪精衛仍堅持說：南京的決議我們武漢中央並不知道。現在我提議：西山會議派決不能三加二屆四中全會，但為了團結同志，可容納個人三加，不能容納上海黨部。
二屆四中全會必須在武漢召開，否則我們武漢的同志不三加會議。這時甯、滬代表們開始翻汪精衛的舊帳，指責汪精衛反共不力，貽誤了黨國事業。甯方代表自稱他們是反共的先進，而滬方代表則更標榜他們是反共先進中的先進，這使汪精衛不得不自責說：武漢方面防範共產黨過於遲緩，請求處分。

在這種撥劍張弩的氣氛中，孫科突然站起來提議說：各位，兄弟提出一項折衷辦法，由寧、漢、滬三方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過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後再謀補救的辦法。
孫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於孫科是武漢方面的代表，汪精衛不好堅持反對，也勉強同意這個方案。

後來在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操縱下，推舉出14名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表，汪精衛雖然名列第一，但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人佔據多數，使特委會成為一個桂系軍人、西山會議派、以及孫科等人的聯合體，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國民黨中的重量級人物，均反對這個中央特別委員會。
由於當時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9月13日通電下野，表示抗議特委會。
汪精衛從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又轉為反對桂系的軍人統治。

汪精衛下野後，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雖然靠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執掌國民黨中央政府，但他們在軍事實力上無法和蔣介石相比，在黨內的資歷聲望又無法與汪精衛相比，所以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權註定難於長久。汪精衛辭職後，張發奎、李濟深等人，在廣東召開了迎汪回粵大會，聯名邀請汪精衛回廣東指導革命。
汪精衛於10月21日前往廣州，然後於10月30日召集在粵的中委會成員開會，通電全國否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的合法性。
汪精衛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産生的，非全國代表大會無權取消。成立特委會取代中委會職權，等於取消了中委會，不合黨的法統和組織原則。汪精衛邀集外地的中委會委員前來廣州，在廣州召開四中全會。
面對汪精衛的攻勢，南京的孫科等人也發出通電，堅持特別委員會不能取消，邀請各地中委會委員到南京召開四中全會。國民黨又出現了寧粵分裂的局面。

就在寧粵雙方對峙之時，蔣介石於1927年11月10日從日本回到上海。
原來不少國民黨人看到蔣介石走後無人能夠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混亂局面，紛紛電請蔣介石回國複職，出面收拾混亂的殘局。
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來是反蔣的，但汪精衛公開反對他們的特委會後，使他們的政權已難於支撐，所以也表示同意蔣介石回來複職。
蔣介石在這次訪問日本時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與宋美齡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對北伐的理解和支援。

北伐軍1927年3月進入南京時，發生了針對外國人的暴行，為此英美軍艦曾向南京城中炮擊報復。
1927年4月11日，英美法意日5國向武漢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同時提出了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正式道歉，懲罰責任者，以及對被害者進行賠償。
南京的蔣介石在列強提出通牒後的第二天發動了清共的4月12日政變，作為對列強通牒的無言回答。
本來西方列強對蘇聯支援下的國民黨勢力的迅速發展十分擔憂，蔣介石的反共政變使英美日等以反共為第一國策的各列強，有了一塊石頭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沒有再向國民黨要求道歉和賠償。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取英美日各國的政治支援和經濟援助。當時在中國如果沒有外國政治和經濟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權的。
蔣介石一旦離開蘇聯的援助，就必須尋找新的援助國，蔣介石把眼光轉向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
但由於以前國民黨和蘇聯的關係太深，如果只是進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國對國民黨反共之誠意的疑慮。
所以蔣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產黨人的鮮血來換取西方列強的信任。
果然西方各國對蔣介石的堅決反共大加讚賞，開始在政治上支援蔣介石，這也是蔣介石後來能夠在國民黨的多次內鬥中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為什麼會發生殺戮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問題上，國外學者比較傾向於北伐軍戰士自發地發起反外仇外事件。
當時北伐軍戰士在共產黨代表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教育下，相信中國的貧窮落後皆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為侵略者的外國人，自發地發起了殺戮外國人的事件。
也有人認為南京事件是蘇聯的陰謀：由於當時蔣介石反共的跡像已經比較明顯，蘇聯顧問密令在蔣介石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挑動士兵殺戮外國人，這樣就使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敵對化，從而斷絕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後路。但蘇聯人的計謀卻起了反作用，不但沒有阻止蔣介石投靠西方國家，反而促成了蔣介石徹底反共的決心。

蔣介石在1927年9月末到11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
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履行孫中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援國民黨統一中國。
最後雙方達成協定：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援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央A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政府，並保證向蔣介石提供一筆?額借款。
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
蔣介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得到了美國支援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的鹵捸A而蔣介石則鹵晛O障美國在中國的一切權益。
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支援，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當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複職。
蔣介石在電報中說：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
汪精衛見蔣介石有誠意，就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
沒有想到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人就發動了一場倒桂政變，將桂系在廣州的部隊繳械，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
共產黨人則乘廣州城內空虛之機，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於12月11日發動了廣州暴動。

共產黨的起義部隊自稱紅軍，和回師鎮壓暴動的張發奎第四軍發生了激戰，使廣州遭到了極大的損害。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產黨此次暴動，可說是毫無理性，燒殺之慘，實無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
張發奎等人以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
下令凡見頸系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只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
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
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

廣州暴動之後，全國嗶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等人見眾怒難犯，均宣佈辭職前往95港。
而蔣介石派、西山會議派、以及桂系軍人派則借機攻擊汪精衛，他們說汪精衛和張發奎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製造了焚殺廣州事件，甚至有人說汪精衛本人就是共産主義分子，一時間搞得汪精衛說不清辯不明。
南京的特委會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幫頭目杜月笙下綁票暗殺汪精衛。
後來雖然查明廣州事件和汪精衛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汪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於是汪精衛12月16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
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提出相反意見，陳公博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歷和威望，還擔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

陳公博說：我的想法與汪先生不同。合則留，不合則去，雖然有古君子之風，但我認為每個國民對國家都有一份責任。我的處世原則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險，但我要作一個鬥士，上海就是我的鬥場。我手下沒有兵，但我手中有筆，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蔣介石展開理論上的戰鬥！

汪精衛走後，陳公博聯合國民黨內的一批反蔣民主人士組成了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在上海辦雜誌和蔣介石進行理論上的鬥爭，汪精衛則成為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就沒有了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
1927年12月28日，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特委會宣告結束，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回到南京正式複職。
在蔣介石的主持下，2月2日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
二屆四中全會明文取消了孫中山在一大時制定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開除黨籍的人一律平反。

這次蔣介石重新上臺接受了以前搞獨裁引起黨內強烈反對的教訓，特別注意不給人造成獨裁的印像。
蔣介石只作軍事委員會主席，把最高職位的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了譚庭榛。
此外蔣介石還建議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建立四個政治分會，以便互相進行監督。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的政治分會主席由掌握軍隊實力的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

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1928年4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進軍順利，於6月8日攻佔北京。
7月6日，蔣介石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雲寺靄見孫中山靈位，蔣介石熱痊梐策a向國父之靈報告他生前統一中國的願望已經實現。

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中的作風近似於獨裁，但國民黨是由孫中山一手建起，孫中山在黨內具有無人可比、不可動搖的威望。
汪精衛則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汪精衛接班後，改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集體領導體制，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
然而蔣介石上臺後，卻要學孫中山獨攬一切的獨裁作法，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和反對，這也是後來國民黨內部激烈鬥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這次汪精衛反蔣失敗，雖然與汪精衛拘泥於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沒有把握好國民黨內部反共的呼聲，搞反共過於遲緩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汪精衛沒有一隻效忠於他本人的軍隊，無法制止各路軍人的擁兵自重，無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權威。
在具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歷史的中國，汪精衛這樣沒有軍隊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自然是非常艱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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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部　分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一
從　主　戰　派　到　主　和　派　的　轉　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援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
1931年2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
1931年5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在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
1931年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
正在此時，9月18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1927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召開了東方會議，討論對中國的對策。
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這裏東方就是指中國。
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方，而自己稱為西方，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有關。
當時日本人說：日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精神上卻是屬於西方人。
所以日本政府把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
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地違反了九國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條約是1922年日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
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
在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達成協定：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採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摺。
但現在已經證明，這份田中奏摺是偽造的，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摺，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摺有關的資料。
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摺，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聯最願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拼。
儘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並沒有制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制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後，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藉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
1928年張作霖戰敗後，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為主謀，策劃了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
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引起東北的內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藉口出兵滿洲。
但張作霖死後長子張學良平安接班，關東軍並沒有找到出兵的藉口。
後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的軍閥土匪，他只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
河本還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死後化為中國之土。
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後在滿洲鐵路公司作理事，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
日本戰敗後，河本大作並沒有回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裏作高級顧問。

1948年到1949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槍，參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
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河本拒絕。
太原戰役中共有1100余名原日本兵參戰，戰死700餘人，400餘人被俘。
河本大作被俘後，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
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謀，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
1953年8月河本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屍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後化為中國之土的念願。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1901年生下了長男張學良。
後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軍隊得到了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
田中義一當首相後不久張作霖就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3年期間裏，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沈溺於酒色之中。
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
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姦，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樣。
1928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
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將妹妹進呈。
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蝴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乾脆出10萬元將蝴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
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駡為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他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
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12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
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法律條文，不知什麼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産權的優待條約。

1930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佔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
但也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東軍才有機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一個月內佔領東北全境。
張學良的關東軍沒有進行任何抵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
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
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沒有必要無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
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
蔣介石下野後，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復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
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只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並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
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層的受賄。
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賄，來換取對自己的支援。
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買，才不願對中國採用強硬政策，因此私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櫃中搜出53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額的是政友會主要幹部床次竹二郎50萬元。
日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治的軍人奪權運動。
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普遍傾向於軍人，聲稱甯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佔東北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
學生們對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9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學生舉行大規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
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沖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職。
12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願，抗議蔣介石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
12月5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185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
為抗議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人。
17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30餘人，逮捕數百人，製造了珍珠橋事件。

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於是學生們把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
前往南京遊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
汪精衛則一方面批評蔣介石動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方面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
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
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志以黨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只顧內爭，不恤國難。
蔣介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1927年10月22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併，團結一致，共赴國難。
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
和平會議最後決定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192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通過了恢復汪精衛、陳公博等481人黨籍的議案。
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11月18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
12月22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橋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宣佈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勢。不過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
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暫缺。
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動這只軍隊。
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
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
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
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
在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塊地盤。
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麼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
就在此時，又爆發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
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侶忽然被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
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委託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雇傭中國無賴所幹。
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
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
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1932年1月28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戰。
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
上海事變的戰鬥打響後，孫科自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1月25日辭職。
新國民政府於1月28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臺後，立即宣佈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瞼X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
2月8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5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他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隊不支援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
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制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
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
3月6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佈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
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産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
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面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只好提出讓蔣介石複出領導軍事。
1932年3月6日，蔣介石複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
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於5月5日達成《淞滬停戰協定》。
但停戰協定的消息傳出後，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把郭泰棋責駡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1932年6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幹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佔領東北三省問題。
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
7月17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復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
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贏中原大戰，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只好宣佈辭職，前往歐洲養病。
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里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
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1933年1月進攻山海關，2月中旬又佔領承德。
熱河省的大片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
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張學良，3月9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
3月10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3月底回南京複職。

汪精衛在複職後一方面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釋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
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
像張學良這些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
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
須知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
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複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
此後汪精衛開始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援汪精衛的和平計劃。
1933年5月31日熊斌代表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甯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
這個協定承認冀東為非軍事區，准酗擳x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佔領。

《塘沽協定》公佈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准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麼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
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面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紛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麼要背這個黑鍋？
汪精衛說：我們要復興中國起碼要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只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

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歷代王朝危急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嘗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駡？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世凱也都想復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今日國難愈加沈重。

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
汪精衛則說：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
這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往歐洲療養。

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這和1937年蘆溝橋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
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
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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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二
主　和　派　的　艱　難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儘管如此，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歷：9月19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說昨晚9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佔領奉天城，戰鬥仍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
然後通過陸軍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佔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佔領嫩江後，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
陸軍大臣下令不雀V過東支鐵路，可是關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
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承認。
1931年12月，若櫬政府倒臺後，犬養毅接任首相。
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面衝突，同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
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熱的軍人沖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膽地將犬養首相殺害。
犬養被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政府。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
1932年10月2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
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
1933年2月21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41票對1票（1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
然而日本的鬆岡代表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佈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
鬆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讚鬆岡幹得好、有骨氣。

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發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
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
參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牌軍，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
1933年5月31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100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員警擔任。
塘沽協定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定，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輿論的強烈批評。
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麼簽訂《塘沽協定》時說：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的希望，我們為什麼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準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象一個人在曠野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麼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
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既是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
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簽字。
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面。
1927年國民黨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範圍只限于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商震；山東省：韓複?，山西省：閻錫山。日軍佔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一方面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他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制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治系統的提議。
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屏障。
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面衝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陬堨_輕度獨立。1933年12月2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
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
試圖從修復中日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
1935年1月22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復中日關係的倡議表示回應。
2月1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2月22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佈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1935年5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
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派佔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
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於8月8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援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餘、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
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支援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
汪精衛則提出了複職的三個條件：一、負責制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行政院獨立主持。
在蔣介石的支援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8月23日宣告複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為暗殺的物件。
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裏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
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
汪精衛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這種事我早已料到。
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
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並無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
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面和軍隊方面，在黨的方面也增長起來。
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戰派成為主流。
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賣國責任的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
1936年1月22日，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否則只有靠戰爭解決問題。
1936年6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
1936年7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的政府方針。
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1936年2月26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人所控制。
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
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12月3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盤。
1933年4月到1934年1月，張學良周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産紅軍的任務。
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
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當時國內的釵h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贊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首進行逼迫的作法。
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援蔣介石，社會輿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
南京政府更是採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
蔣介石開始拒不接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
12月28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
12月31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學良判刑10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1937年1月4日軍事法庭對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援蔣介石。
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鹵梇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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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三
和　平　運　動　的　開　始

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面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
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
只是在華北、華東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
這種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
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佔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麼差？
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
其實這裏面還有另外一層原因。
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1929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
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丹妙藥。
1930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奶w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臺後搞准計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資本主義體制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産主義體制，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義大利式的法西斯體制，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
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徵收個人財産，侵犯個人人權，以國家大義為藉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制創造必要的條件。
儘管日本軍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沒有能使日本打贏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1937年6月4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內閣成立。
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援。
近衛上臺後，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宣佈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
此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制主要産品價格的統購統銷戰時經濟制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閣。
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藉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歷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制，所以獨裁體制在日本頗難立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本卻是民主國家。
儘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並沒有成央A日本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
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歷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文呂上臺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
當時近衛本想採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
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
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裏。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採取了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借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
蔣介石在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干涉。
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願捲入外國的紛爭。
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義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
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
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石聘用30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
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並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面調停，中國也比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
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前車之鑒，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員警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員警管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12月2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徵求大家對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
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說：如果條件只是這些，那為什麼還非要打仗不可呢？
12月2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終由德國擔任仲介人。
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沖倒，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
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
這暗示蔣介石不准備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
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
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
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
民眾儘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12月13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後，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日方請陶德曼將新增三項條件轉達中國，並把談判期限規定為1938年1月15日。
陶德曼看後搖頭道：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有按期答復日方的條件。
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佈：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

1月18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
日本在中國發表聲明後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於1月20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制，規定國民黨設總裁1人，副總裁1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
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儘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面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於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干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動用蘇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佔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1904年和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
中國請蘇聯出兵，即使趕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進入中國，中囯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能掌握政權嗎？
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干涉中日戰爭。
後來蘇軍進入東北後，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精衛等人的擔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面，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
1937年8月2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面的軍事援助，蘇聯方面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互不侵犯條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佔的領土，不再向蘇聯提起領土要求。
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儘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史達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
11月11日，史達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傑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如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援。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很大餘地，萬一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
不過史達林答應向中國派遣志願軍和緊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志願軍飛行隊40餘架飛機進入中國，於11月21日在南京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1937年11月30日，蔣介石親自向史達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史達林最後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蘇聯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石直接出兵的要求。
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1937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蘇聯，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20個師的裝備，1938年3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3000萬美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後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重，放慢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
不過在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供飛機900餘架，軍用車輛2000餘輛，大炮1000餘門，彈藥1億8000萬發。3000多名蘇聯志願軍在中國直接參戰，不少人長眠於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只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由於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寄託于用持久戰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打中國人的設想。
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1938年6月9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
長沙大火後，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閉O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麼會變成漢奸呢？
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
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麼處理？
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裏的火爐子上面、瓦罐子裏面，都偎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鏟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裏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麼？
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
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
如果不出現奇跡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
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
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
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
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
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
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
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1938年9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繫。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
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遊擊隊。共產黨以遊擊戰爭回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
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沈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
汪精衛委託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儘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
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
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准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援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
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銷。
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曆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駡，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
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只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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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四
對　日　和　約　的　實　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只能佔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干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幹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24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儘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1938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1938年10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産。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擡頭，1938年11月3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參謀部公佈《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佔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佔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佔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志，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1938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干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回應和談，儘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繫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鬆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鬆本的安排下，董道甯於1938年2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甯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
董道甯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6000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援，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野i私下到日本談判時，只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鬆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麼有什麼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麼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
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野眸概雿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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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五
汪　精　衛　的　成　立　南　京　政　府　計　劃

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精衛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歷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更加重要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精衛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汪精衛的和平計劃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衛按照與日方達成的密約離開重慶前往河內，日方卻違背密約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訂的重光堂協定中，日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援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不會離開重慶。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設想是建立在日方撤軍的基礎上，這樣的和平運動是有可能得到中國人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軍的承諾，就使人感到汪精衛等人是無條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這就完全毀壞了汪精衛的名聲，斷送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人答應聲援汪精衛，也是把日本撤軍作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軍的情況下搞和平運動，自然要背上漢奸的惡名。龍雲等人見日本收回了撤軍的鹵捸A也就不再回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因為他們還有退路，不象汪精衛已經離開重慶出國，沒有退路了。

日本近衛首相在1938年12月22日發表的第三次對華聲明中，儘管沒有提到撤軍，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定，所以汪精衛還是按照重光堂協定的密約，於1938年12月29日發表了回應近衛聲明的豔電。但汪精衛萬沒想到近衛內閣居然在他發表豔電5天後的1939年1月3日宣佈總辭職，由於重光堂協定是汪精衛和近衛首相之間的密約，近衛辭職就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徹底流産。日方的和平運動參加者影佐幀昭等人也不滿近衛的做法，影佐說：近衛竟奇怪地幹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答應支援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近衛首相辭職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時間就象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沒有著落。在國內則是一片譴責聲討汪精衛之聲，國民黨中常會於1939年1月1日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的決議。形勢對汪精衛極為不利，汪精衛曾一度産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8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作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正在此時，發生了高朗街暗殺事件。

汪精衛到達河內後，住在河內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別墅中。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數人襲擊打傷頭部；1月17日，親汪精衛的香港《南華日報》社長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兩個大漢用斧頭砍傷頭部，幸虧一個外國船員發現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被人開槍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從汪精衛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衛得報後緊急下山。此後汪精衛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內的高朗街27號一幢西式三層洋樓居住，並向法國殖民當局申請保護，但法國當局只是派一個員警在門外象徵性地站崗。

1939年3月21日淩晨，四名暗殺者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劈開位於三樓正中的主臥室之門，刺客在黑暗中對準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亂打數十槍，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高朗街27號洋樓的三樓有四個房間，汪精衛夫婦、汪的女兒汪文惺與女婿何文傑、朱執信的女兒各住一間房，把最好的一間主臥室讓給剛從郊外旅館搬來的曾仲鳴夫婦，沒想到這反而送了曾仲鳴的命。暗殺發生前的晚上曾仲鳴曾對汪精衛說：現在重慶方面正想從肉體上消滅汪先生。先生的身體是屬於中國四萬萬人民的，請千萬珍惜。

曾仲鳴早年留學法國，1925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曾仲鳴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在槍擊中曾仲鳴腹部中了十餘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員警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但汪精衛仰天流祥﹛G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為汪精衛盡了最後的一份力。高朗街暗殺對汪精衛來說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難不死，亦可謂天意。曾仲鳴死後汪精衛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又在3月27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的抗議。

汪精衛在《舉一個例》一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漠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和談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和談。汪精衛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秘密進行了。

汪精衛在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蔣介石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麼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什麼和談就不可以進行？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衊，誣衊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蔣介石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什麼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臺，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國軍政要人並沒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援汪精衛，因此對汪精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産生了懷疑，但他們忘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精衛個人威望的打擊。在1939年最初的幾個月裏，日本方面對汪精衛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汪精衛暗殺事件後，因為汪精衛畢竟是回應日方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精衛，幫助汪精衛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上海，暫時住在法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一直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錯誤，宣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原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佔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這樣比較適當。

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當時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幫助汪精衛建立一個反共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所以影佐為難地說：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是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復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平運動的同志，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麼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麼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面也更不會相信日本政府，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面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與之相比，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挨駡的思想準備。我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們所經歷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面，互相笑著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最高級的贊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麼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對中國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1937年12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長江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佔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1939年5月26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重新制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佈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對國內發佈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儘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汪精衛很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精衛被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些。原先我們只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援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援他在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1、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臨時政府、維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精衛主政；2、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3、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4、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5、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不妨礙親日、滿和反共的原則下，可允釵s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和汪精衛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6月10日，汪精衛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什麼實質內容。
第二天與陸軍大臣?垣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垣先提出陸軍不贊成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見，?垣說：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他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軍佔領區以外。
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只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出還都南京的決定。
?垣又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不是好辦法。
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民政府原在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面産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于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政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
?垣聽後反論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過與汪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
汪精衛則反論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面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只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野i權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只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
最後?垣作出一些讓步，說只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志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佔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
至於在日軍佔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志這樣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內閣對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精衛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穫。汪精衛回國後，曾走訪王克敏、梁鴻志，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援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又瀕臨死路。

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豔電時，吳佩孚曾表示支援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吳給汪去信說：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戰之中，更須化敵為友，因有史以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故自蘆溝橋變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啟導和平為信念。但汪精衛到北平約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態度很傲慢，結果會談沒有實現，不過不久吳佩孚忽然急病而死。

1939年8月，平沼內閣倒臺，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臺後，開始積極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1940年3月31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儘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謠p繫，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日本人要在日占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誠可靠程度。從這方面來講，王克敏、梁鴻志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剛開始就沒有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佔領區成立政府。多虧影佐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盡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會。
但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個傀儡政府的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怕別人賣國把國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
汪精衛的確說過：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汪精衛也釵]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
蔣介石不採納他的和談建議，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救百姓于戰火之中。
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了。
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默認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幹點什麼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不過從客觀來看，在1939、1940年時，德意日的勢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認為德意日要奪取世界領導權，至少要平分世界。
假如當時日本和德國聯手首先打敗蘇聯，逼和英美，中國的命運就很悲慘了。
如果歷史真的走到這條路上，沒有汪精衛在敵佔區成立的統一中央政府，中國就要被分裂成幾個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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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六
短　命　的　南　京　政　府

1939年8月，日本平沼內閣倒臺，8月31日阿部信行陸軍大將的新內閣成立。阿部首相在上臺後的第二天發表聲明，聲稱處理中國事變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轉變了以往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方針，表示支援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迅速處理中國事變。1939年9月15日，日本參謀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為中心處理事變的最高方針》，聲稱：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實質包括促成重慶實現停戰，以及吸收重慶的軍力和財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針使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可能。汪精衛在策劃新政府的同時，也展開了各種宣傳活動。汪精衛在我對中日關係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標的廣播講話中，提出了中日間結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衛說：現在中國面臨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把蔣介石先生等人誇口的抗日戰爭繼續下去，但我實在看不出重慶有取得抗戰勝利的軍事力量，抗戰的結果只能使共產黨受益；另一條道路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朝化敵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國走向亡國之路，後者是中國走向複興之路，也是亞洲走向復興的道路。我決心選擇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們的行列。

1939年10月1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表一篇《寄語日本》的文章，試圖警告那些熱衷於侵略中國的軍國主義分子。汪精衛在文章中說：侵略主義和共産主義都是我們可怕的敵人。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産主義，卻不知道日本排擊侵略主義。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也是一個侵略主義者，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最甚，中國人把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看成是滅亡中國的代名詞。如果日本有滅亡中國的企圖的話，中國就不得不和共産主義勢力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這雖然無異於飲鳩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暴，但也是無可奈何。

1939年10月，日本興亞院起草了一個《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以此作為與汪精衛談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條件。所謂興亞院，是日本政府於1938年7月成立的一個專門處理中國問題的部門。興亞院提出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包括《調整原則》、《調整要項》、《調整要綱附件》，比起前首相近衛文呂去年宣佈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有很大的倒退。《要綱》把中國劃分為東北、內蒙、華北、華中、華南五種地帶或五個層次。最深的一層是滿洲國，第二層是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9月，在日本的策劃下，蒙古的德王在張家口成立了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第三層是華北，第四層是華中，第五層是華南。《要綱》對這五個層次採取不同的政策。

對於東北，《要綱》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帝國，使東北從中國完全獨立出來；對於蒙疆地區，《要綱》要求中方同意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國的名義主權下實行自治；對於華北地區，《要綱》要求成為日滿華高度結合地帶，日本在高度結合地帶實行防共駐兵；對於華中和華南地區，《要綱》稱恢復和平後，日軍將從這些地區撤軍，但要讓日本軍艦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區解釋為長城（包括長城）以北的地域，把華北地區解釋為長城（不包括長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東省。

日方的和平運動人士對興亞院的《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也感到不滿。影佐幀昭說：如果以此方案為基礎與汪先生談判，就會使人懷疑日本政府的信義。即使汪先生接受了這個條件，和平運動也不會成央C犬養健說：除了《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還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壓在汪先生身上，怎麼能使他開展國內的和平運動呢？又怎麼能使他得到中國民眾的信任呢？

汪精衛看了影佐送來的興亞院《要綱》後大失所望，《要綱》的內容不僅與他向日本提出的要求相距甚遠，而且大大超過了上海重光堂協定的範圍，也違反了近衛第三次聲明的精神。汪精衛考慮再三，還是準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談判。汪給影佐回信說：尊函及日華關係調整擬訂方案已收到，似與近衛聲明宗旨相當差異，頗以為憾。但對此擬訂方案為基礎進行談判，則無異議。談判委員以周佛海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聖、周隆庠為委員。希肝膽相照，和睦相處，以審擬東亞問題。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為首的汪方代表開始與日方代表舉行秘密談判。汪方要求談判以近衛聲明、上海重光堂協定和東京談判的三個檔為基礎，表示很難接受上述三個檔中所沒有的東西，而日方則態度強硬，堅持《要綱》的方針。由於雙方一度爭執不下，只好中途休會。汪精衛聽完陶希聖的談判彙報後，流著祥﹛G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汪精衛當時思想也有猶豫，準備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暫住，發表聲明停止和平活動。影佐得知汪精衛準備打退堂鼓後，趕緊去見汪精衛，汪精衛對影佐說：很感謝諸位對談判的成巧狶@的努力。但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衛聲明的宗旨相差太遠，我們無法讓步，而你們如果讓了步也無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現在我們是在討論一個不可能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不如停止談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設想。

影佐一邊聽汪精衛的談話一邊筆記，當他聽到汪最後一段話時，兩行眼眾滷撓豕黖妍O本上。影佐說：我協助汪先生遷居，並請法租界佈防。但我認為汪先生放棄新政府的計劃還為時尚早。正如您所說的那樣，談判進展非常困難。這個原案表面上雖然強硬，但並不是沒有交涉的餘地，我們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後的打算是什麼。我將立刻回東京交涉，請先生暫時留下來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衛認為影佐還是有誠意的，於是留下來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東京後，向陸軍大臣等人彙報了談判情況，並說明瞭汪精衛的立場，希望日方能作出適當的讓步。11月下旬，影佐從東京返回上海，可是並沒有帶回滿足汪精衛要求的讓步。12月雙方的談判再開，日方同意在協議書上附加一份《絕密諒解事項》，其中加入汪精衛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讓步之一是把日本在華駐軍分為防共和治安兩類，前者駐軍的區域規定為蒙疆，以及正大鐵路以北的晉、冀北部及膠濟鐵路沿線地區，後者的治安駐軍則另行協定，其餘地區的日軍在和平恢復後兩年內撤退完畢，但並沒有說明什麼時候才算恢復和平。另外日方同意取消向汪精衛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顧問，改為聘請日本軍事顧問。

雖然日方的讓步很有限，汪精衛最後還是決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條件成立中央政府。與以前國民黨副總裁的身分相比，現在汪精衛的身價已跌為一個被政府通緝之人，不再有太多討價還價的資本了。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協定草案上簽字，周佛海解釋說：弱國無外交，現在我們暫時失去了某些主權，一旦新政權建立後，經過和平建設，國勢日盛，到那時我們再與日方交涉來廢除有關的條約和協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佈成立。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員警的引導下，各家都掛出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日本本來主張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因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和重慶方面的國旗一樣，容易造成混淆敵我。但汪精衛堅持用國民黨的這個國旗，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在國旗下增加一個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南京市民們看到以前的國旗又飄揚在街頭心裏確有幾分高興，但看到國旗下的黃色三角巾心裏又有幾分酸楚。這天還發生了日本兵槍擊國旗事件，因為中日開戰以來前線的日本兵一直對著這個旗幟而戰，很多日本兵在這個旗幟面前倒下，現在這面旗幟突然在他們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時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舉行還都儀式。此時日本的阿部信行內閣已經倒臺，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內光政內閣。前首相阿部信行作為特使，和日本眾議院議長、貴族院議長、以及日軍總參謀長等要人出席了還都儀式。儀式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裏面擠滿了文武官員和前來祝賀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禮服，武官身穿軍裝，但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現出還都的興奮。大禮堂裏人頭攢動，卻是一片肅靜，偶爾還傳來低聲的歎息聲甚至哭泣聲。汪精衛宣讀完《還都宣言》後，不禁流出了兩行熱瓷A周佛海和影佐幀昭也落下了眼瓷C

汪精衛的中央政權建立半年後，在以前密約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談判，簽訂了公開的《華日基本條約》。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舉行《華日基本條約》簽字儀式，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出席簽字。汪精衛身穿禮服站在禮堂的石階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來時，眼痔艙M忍不住奪眶而出，沿著雙頰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用力地拔拉，鼻子裏不斷發出了恨！恨！的聲音。這時軍樂聲響起，汪精衛身旁的翻譯周隆庠悄聲提醒汪精衛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精衛這時才恍然從夢中醒來一般，周隆庠用手帕替汪精衛拭去略禲A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頭髮，此時汪精衛的臉上重新浮現出一絲微笑，走下臺階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衛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大任務，就是誘招重慶政府的軍政要人加入他們的曲線救國行列。這個誘招行動雖然沒有很大的成果，但也並非一事無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衛的重慶政府官員有國民黨中央委員20人，高級將領58人，軍隊50餘萬，這些人都是不滿蔣介石的政客和被蔣介石排擠的地方雜軍。但1943年8月以後，日本的敗色已濃，就再也沒有人投奔汪精衛政府了。

汪精衛政府的第二大任務是建軍。汪精衛深感以前沒有自己軍隊的苦惱，決心組建一隻自己的軍隊。只要有了軍隊，有了實力，他的政府才能簡瘜w政權的地位，日本也無法對他隨心所欲地控制。汪精衛效法孫中山辦軍校的方法，主辦起中央軍政幹部訓練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汪精衛親自兼任團長，陳公博兼任教育長，周佛海兼教務長。訓練團的物件是收編的投奔他們的地方雜軍，訓練以三個月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訓練到排長為止。汪精衛的國民政府最多時曾有軍隊百餘萬，但在短短的一兩年時間裏汪精衛還得不到軍隊的絕對效忠，1943年日本顯出敗色後，釵h投奔汪精衛的軍隊又轉投蔣介石。另外日本對汪精衛的建軍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衛的建軍計劃成果也不明顯。

汪精衛成立政府後比較成左漱@件事就是清鄉。所謂清鄉就是清除國民黨殘軍，共産黨新四軍在鄉村中的勢力，建立起汪精衛政府統治的末端機構。經過1年多的時間，完成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的清鄉工作。以往日軍是在秋收的時候出動軍隊武力收繳糧食，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憤，而且收繳到的糧食也不多。汪精衛政府在清鄉地區改為政府出面徵收糧食，結果日占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少人以為日本向美國宣戰是喪失理智的瘋狂行為，其實日本對美開戰也是有國民感情為基礎的。

日本在歷史上就一直處於人口非常過剩的狀態，對外移民是日本解決巨大人口壓力的一個好辦法。由於美國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國家，19世紀末日本開始了移民美國的熱潮，大量日本人紛紛移居美國。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國卻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當時美國的很多州規定禁止有色人擁有土地，釵h在美國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雖然已成為地道的美國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擁有土地，只能從事低賤的職業。

當時中國移民在美國也同樣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和迫害，但中國政府向來不對自己的人民負責，對自己的同胞被外國人迫害充耳不聞。而日本政府卻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日本就美國歧視迫害日本僑民的問題提出了抗議。於是美國開始制定限制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法案，1924年美國制定了關於移民問題的憲法修正案，事實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國的移民。

當時美國對來自歐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沒有人數限制，但是從192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美國沒有批准過一個日本人移民美國。這明顯是對日本人、以及亞洲有色人種的歧視。當時美國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憤，國內反美情緒高漲，使日本的親美派陷入了窮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熱民族主義的道路。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遠因。

造成日本對美開戰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石油禁運。當時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賴美國進口，在依賴飛機軍艦坦克的現代化戰爭中，只要美國切斷日本的石油供應，日本必然陷入不戰自敗的困境。據近年的一些資料顯示，美國的美孚石油公司在1920年代就發現了中國的大慶油田。但美國政府卻不讓美孚公司公佈這個發現，反而讓美孚公司對外宣稱在中國東北沒有找到石油，還裝模作樣地提出一個中國貧油論的理論，把中國的石油判了死刑。

當時日本為了簡璆菄o被別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國東北勘探尋找石油，但凡是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們相信在美國人勘探過的地方真的沒有石油。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美國人會騙他們，真相信了中國貧油論，沒有繼續在東北勘探石油。如果日本人發現了中國東北的大慶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會因為美國禁運石油而去偷襲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就要改寫。後來日本人知道美國人欺騙他們時，感歎輸給美國人輸得心服口服，美國人戰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沒話說。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精衛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並向日本提議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線與日軍共同作戰。汪精衛向日本提出此項建議的目的主要是為南京政府建立一隻強大軍隊找理由，但是日本並沒有同意汪精衛的參戰計劃。日本人畢竟對南京政府的忠誠持有疑慮，幫南京政府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後，中國人會不會把槍口掉過來對準自己？

1942年以後日本在太平洋戰線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國戰場上已捉襟見肘。南京政府也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漸採取強硬的態度，要求日本交還主權，擴大政府力量。1942年9月22日，汪精衛向訪問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騏一郎提出了強化南京政府建議，汪精衛在建議中要求日本不要繼續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經濟。1943年1月9日，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了《租界返還和廢除治外法權》，將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還中國。1943年2月2日，汪精衛發出主席令，撤除國旗上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使國旗恢復了原來的模樣。1943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簽訂了《華日同盟條約》，大大改善了1940年簽訂的《華日基本條約》中的主權喪失部分。

雖然汪精衛利用太平洋戰爭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戰敗，汪精衛的努力將一切付之東流。1943年以後，日本已露敗跡，南京政府的官員也感到憂心忡忡，一旦日本敗戰，他們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開始暗地裏和重慶方面取得聯繫，為自己準備一條退路。

蔣介石的重慶政府和毛澤東的中共也對汪精衛政府十分注目。俗話說：兩湖熟，天下足，汪精衛南京政府正是佔據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帶，和上海這個最大的國際都市。日本戰敗後，南京政府投向重慶和延安的哪一方，就會大大增加該方的力量。蔣介石通過周佛海等舊部下拉攏南京政府，毛澤東也試圖和汪精衛接近。1943年3月7日，中共代表馮龍在上海與周佛海秘密接觸，馮龍說他是受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毛澤東等最上層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沒有什麼成果。

1943年8月，汪精衛的健康開始惡化。1935年遇刺時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彈造成的隱患，使汪精衛經常感到背部、胸部及兩肋的劇烈疼痛。11月21日，日本政府派內科專家黑川利雄教授到南京為汪精衛檢查身體。汪精衛希望將體內的子彈取出，但黑川認為還是保持現狀，不取為好。黑川走後汪精衛的病痛日益加劇，又請南京日本陸軍醫院院長後藤治療。後藤認為病痛是由於子彈壓迫神經所致，認為非取出彈頭不可，並保證手術能夠成央C汪精衛同意施行手術，12月19日後藤親自主刀為汪取出了子彈。

但手術後汪精衛的病情突轉惡化，體溫上升，下肢麻□。1944年元旦以後，汪精衛已不能從床上坐起。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為汪診治，黑川認為彈頭取出後汪的兩腿才變得麻木，是脊椎壓迫神經所致，形成多發性骨髓腫。骨髓腫是一種外傷引起的疾病，沒有有效的醫治方法，死亡率高達90％。黑川建議汪精衛前往日本，用其先進設備為汪治療。3月1日，名古屋帝國大學的日本神經外科醫學權威齋藤真教授奉首相東條英機之命，到南京為汪精衛會診。齋藤會診後同意黑川的診斷，認為汪有必要到日本進行治療，宜早不宜遲。

1944年3月3日，汪精衛在陳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專機去日本就醫。臨行前汪精衛召集陳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開會議，並寫下手書：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愈。現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癒，以慰遠念。兆銘。

汪精衛飛抵日本後，住進了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的特別病房裏。汪精衛的住房除了極少數高級醫務人員知道外，其他人員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組織黑川利雄、齋藤真等八名教授對汪精衛進行會診，再一次確診為因數彈頭在體內過久，誘發成為多發性骨髓腫，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腫脹已由背部向前胸擴散，嚴重壓迫脊髓神經。會診結束後，齋藤親自主刀對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緩解汪精衛的疼痛。手術後，汪精衛感覺尚好，失去知覺兩個月的雙腿也恢復了知覺。

但到1944年9月，汪精衛的病勢又開始惡化。汪精衛問主治醫生黑川教授：請坦誠地告訴我，我的病能治好嗎？如果治不好的話，我想回中國。黑川說：請放心，我保證一定能治好。這當然是醫生經常用來安慰病人的話。1944年10月，汪精衛的病勢轉危。日方得知汪精衛病危後，不少高官前來探望，病房中繙﹞F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嚥的水果和點心等慰問品。

11月8日，美軍對名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醫院將汪精衛轉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沒有暖氣設備，非常寒冷，汪精衛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衛體溫高達四十度，呼吸困難。11月10日午後，病房中傳來汪夫人陳壁君的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房，見汪精衛渾身顫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衛的手查看脈搏，汪精衛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這成了汪精衛最後的話。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時20分，汪精衛停止了呼吸。汪精衛去世後的第二天，日本現任首相小磯、前首相東條英機和前首相近衛文呂等人趕到醫院向汪精衛的遺體告別。特別是前首相近衛在汪精衛的遺體面前默默站立了一個多小時，汪精衛今天的下場可以說是近衛一手造成的，也野L感到有些內疚。汪精衛的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小磯首相、近衛等人前往機場為汪精衛的遺體送行。

汪精衛生前酷愛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為梅花。汪精衛在名古屋大學養病時，曾贈送名古屋大學紀念紅梅樹苗株，種在病房前，現在還有兩株尚存。汪精衛死後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蔣介石還都後將汪精衛的墳墓炸毀，遺體燒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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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七
汪　精　衛　死　後　南　京　政　府　的　結　局

汪精衛於1944年11月10日客死於日本名古屋，他的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汪精衛死後，南京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哀典委員會，由陳公博任主任委員，周佛海、王克敏、褚民誼為副主任委員。南京政府於11月12日發出公告：國民政府汪主席于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時，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逝世，距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時，享壽六十有二，謹於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遺體回國成殮，擇期舉行國葬，飾終典禮，由國民政府會同中央黨部組織哀典委員會敬謹辦理。

11月12日下午六時，裝載汪精衛遺體的專機降落在南京光華門外機場、陳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等一百餘名官員到機場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衛生前的遺願，把汪的陵墓建在國父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孫中山的助手，死後也要追隨左右。由於汪精衛生前有過陵墓不要勞民傷財的遺囑，加上南京政府的財政有限，所以汪精衛陵墓的規模不大。不過汪精衛的棺木外面用鋼筋混凝土澆灌了厚厚的一層墓殼，倒是十分堅固。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但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8月17日，陳公博在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把中央政治會議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當晚，陳公博廣播發表了《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歷時5年4個月的短命政權宣告結束。

陳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後，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難的意願。此時日本已投降，但還是安排讓陳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於8月25日秘密飛往日本。陳到日本後，化名東山公子，隱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但不久陳公博等人潛居日本的消息洩露，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回國的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只得無條件答應中國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衛文呂得知陳公博要被引渡回國，匆匆趕到金閣寺和陳公博道別，近衛說：實在對不起。。。，陳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說：大家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說不上誰對不起誰。

1945年10月3日，陳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國受審。1946年4月4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公博。陳公博對指控他的漢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說：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的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駡，對於個人只有熬苦，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札情A念念他的歷史和人格。1946年4月12日，法庭判決陳公博死刑，於1946年6月3日執行。臨行前，陳公博要求向陳璧君告別。在陳璧君的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雙手捧上自己用過的一把茶壺，說：夫人，我先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一把茶壺，權做留個紀念吧！

陳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堅決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央C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陳璧君個性十分剛烈，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陳璧君一直伴隨汪身旁，但從來沒有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日本人對她也很發怵。1949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蔣介石並沒有把陳璧君移往臺灣，而是把陳留給共產黨。1952年，和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陳璧君。1912年汪精衛和陳璧君結婚時，何香凝還曾作過陳璧君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中央已經決定，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君卻立即拒絕：汪精衛無罪。她寧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8歲的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與陳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隨機應變得多。早在日本呈現敗跡時，周佛海就暗自與重慶聯系，為自己留好了退路。當年汪精衛與日本密談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辦，陳公博不僅沒有參與，而且還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正值用人之際，出於與汪精衛的私人情誼才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如果論賣國罪的話，與日本簽定密約的周佛海，顯然要大於沒有參與密約的陳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卻比陳公博罪輕一等，只判了一個無期監禁，而官職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見當時的漢奸審判亦不公正。

儘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1939年12月蔣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密談判。日方對此會談十分重視，要求繼續舉行高級別的談判。1940年3月7日至10日，雙方在香港舉行了高級別的秘密會談，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副侍從長陸軍少將張漢年。

會議開始時，日方出示了陸軍大臣的證明書，而中方陳超霖、章友三兩人只出示了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卻沒有蔣介石的證明書，說明蔣介石不願直接承擔和談的責任。但陳超霖說蔣介石親自過問此事，並在他離開重慶前，特別囑咐他三件事：（一）必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本的條件；（三）會談在秘密中進行。日方答應考慮蔣介石的撤軍要求，但提出了幾項撤軍條件：（一）原則上承認偽滿洲國；（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約規定日軍在內蒙及華北若干地區駐軍防共；（四）停戰後與汪精衛一派合作。

據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透露，這次會談爭論的中心是滿洲國的承認問題、撤軍問題、以及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重慶方面表示：滿洲問題中國原則上同意考慮，但方式如何另詳商議；關於撤兵問題，日本應將在華軍隊儘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藉口延遲撤退（撤兵步驟另細訂）；關於汪精衛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問題。在恢複和平後，根據汪氏與國民黨的歷史關係，中國將適當處置，無須提為和平條件之一。但後來重慶方面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政府內部意見對立，要求會談延期。後來重慶方面一拖再拖，談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會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但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達舉行制定最後對日作戰方針的最高會議時，卻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1945年8月，美、英、蘇三國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時，竟然也沒有邀請中國這個對日作戰最久的國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這些使蔣介石感到一種屈辱感，也是弱國無外交的另一種表現。

不過蔣介石又對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參加最後對日作戰方針會議表示擔心：三國是不是準備出賣中國的利益對日講和？蔣介石最怕日本與三國進行有條件投降的談判，把保存汪精衛政府作為日本從中國撤軍的條件。另外蔣介石也擔心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戰場和日軍作戰，這樣中國就要成為共產黨的天下了。在擔心被美英出賣和擔心蘇聯出兵的情況下，蔣介石通過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繆斌赴日與日本秘密談判單獨講和。繆斌表面是汪精衛的人，背後卻又是蔣介石的人。1945年3月，繆斌受蔣介石的重托，化名佐藤來到東京，開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對這次談判非常重視，當時的首相小磯國昭親自領導與繆斌的談判。

中國方面提出的與日本單獨講和的條件是：日本從中國全面撤軍，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滿洲國國號，中國即可與日本單獨簽署和平條約。小磯首相對中國的方案很感興趣，有意接受中國的條件。當時日本正準備進行本土決戰，如果能和平體面地解決中國問題，把幾十萬大軍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此外和中國單獨講和還有助於瓦解同盟國陣營，在外交上也是一大勝利。但日本的軍部卻極力反對與中國單獨講和，小磯首相最後遺憾地說：錯過這次機會，百年以後都要後悔。

抗戰勝利後，繆斌被作為漢奸逮捕。繆斌本以為他很快就會被無罪釋放，但不久卻傳來了儘快執行死刑的命令。繆斌於1946年5月21日被處決，比第一漢奸陳公博的刑期還早。原來美軍佔領日本後，發現中國準備與日本單獨講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資料，麥克亞瑟大怒，要傳喚繆斌到東京法庭出庭作證。蔣介石趕緊向美國否認曾經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另一方面卻下令立即處死繆斌，這可以說是殺人滅口。繆斌作為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並非政府要職，繆斌本人也沒有特別重大的賣國行為，本來不應判死刑。將繆斌如此迅速地處死，也反映出蔣介石害怕得罪美國人的心虛。不過在日本福岡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導寺中，卻有供祭繆斌的牌位；在東京中央區的稻荷神社，還有和平神繆斌顯彰碑，把繆斌奉為和平神，表示不忘繆斌的和平工作。

1946年1月，在重慶的蔣介石通知何應欽：在重慶政府還都南京之前，必須將汪精衛在梅花山上的墳墓處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墓殼，打開棺木，見汪精衛的屍體上覆輓菻C天白日滿地紅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黑色長馬褂，胸佩大綬，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棺內沒有任何陪葬品，只發現屍體的上衣口袋裏有一張3寸長的紙條，上書魂兮歸來四個字，這是陳壁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汪精衛去世時寫的。

汪精衛的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梅花山的墳地由工兵鏟平後建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釵h花木，徹底改變了模樣。1994年時，在汪精衛的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衛跪像，似乎是模仿嶽飛墓前的秦檜跪像供人們唾駡。但到1999年1月，汪精衛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儘管人們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實際上往往是成者英雄敗者賊。如果客觀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勢，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存續下來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種情況是日本勝利，美國放棄遠東地區；第二種情況是日本有條件投降，從中國和南洋各地撤軍，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衛政權作為撤軍條件。如果美國沒有及時發明原子彈，對日本進行本土作戰必然要付出巨大傷亡，美英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賣中國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另外從反共一面來看，如果蘇聯參戰的話，蘇軍的首先攻擊目標肯定是在中國的日軍，這樣中國就不免會共産化。而汪精衛政權是反共的，美英看來保留汪精衛政權總比蘇聯出兵中國強。第三種是日本向美英蘇無條件投降，卻不向中國無條件投降，這從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一起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這種可能性。如果這樣日軍就會給汪精衛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裝備後突然撤軍，留下汪精衛政府自生自滅，就象美國拋下南越政府撤軍一樣。由於汪精衛政府掌握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數的人口，蔣介石要想消滅汪精衛政權也非易事。因此從運氣的角度來看，汪精衛南京政府的結局可以說是一種最遭的結局。

從汪精衛的一生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筆而不善於用槍。孫中山非常重視汪精衛的文才，孫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儕徶`感滿意，極少改動，汪精衛其實擔任了孫中山秘書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執行部部長，汪精衛任評議部部長，可見孫中山對汪的器重，也說明汪在同盟會裏有相當高的聲望。

不過使汪精衛在中國名聲大振的，還是他以精衛的筆名在同盟會主辦的《民報》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衛寫的《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系列文章，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政論文佳作。1908年8月19日，孫中山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發表文章《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文中說：自精衛先生《民報》第六號《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一論出，言中外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外之見為之一除。。。。拜讀精衛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論，不禁五體投地，神聖奉之。此文後來收入《孫中山全集》。

但汪精衛的命運和他的老師孫中山一樣，都是只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文人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著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禮G，汪精衛被蔣介石禮G，都是中國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犧牲品。不過汪精衛對國民黨建立和發展的札惇O無法抹煞的。現在臺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簽個字而已。這也表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拼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央A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的唾駡。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運氣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著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精衛在1935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可歌可泣的光榮老革命家，而汪精衛卻只傷不死。如果1939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也只是歎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不會使汪精衛背上史上最大級漢奸的惡名。但命運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衛最後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60歲還歷時曾經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懷詞：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的內心亦是鬱鬱頹喪。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歷史來看，汪精衛並不是特別醉心於權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精衛才30歲，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30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卻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象汪精衛這樣具有戊珓簣璊坐H卻沒有作官的，只有汪精衛一人。後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曆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又怎麼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麼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歷史上的漢奸越多，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於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群整天想著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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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與暗殺結緣

（摘自《鬼神泣壯烈》，伍立楊著，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汪精衛當年以行刺清吏轟動全國，後卻以對日退讓政策激起前進青年的公憤。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會畢，全體委員下樓合影。以晨光通訊社記者身份為掩護的暗殺者潛入採訪，由孫風鳴執行，向汪連發三槍，擊成重傷。汪於1944年終因槍傷迸發而死去。起自暗殺，死於暗殺，也是他的宿命罷。

　　當辛亥革命之前數年，汪兆銘就與同憂之士黃複生、喻紀雲、曾醒、方君瑛、黎仲實、陳璧君等組成一小型暗殺團體。其中喻紀雲是化學實驗專家，他與黃複生擔任炸彈製造。武器包括日本日野大尉發明的三十六響鐵槍及自動炸彈，曾以小豬為犧牲目標，啟動電門。原定刺殺西太后的外甥端方，後以其人在清室尚算比較開明者，故轉而選定刺殺載灃。惜在當年2月23日所埋炸彈因有新掘土痕而被消防警衛窺破，當局順藤摸瓜，終在3月7日把汪、黃二人捕獲。捕後嘗有長達四千餘字的歷史供詞，指斥立憲之虛偽，倡言革命之必需，姿肆汪洋，迴腸盪氣，為同志推卸責任，而攬之於己身，並抱定必死的決心，期以振起中國，為“後死者之責”。他曾有詩謂：“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頗傳誦一時。

　　當時國內外輿論，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一般頑固官僚，原也作此主張。後由警、政多方要人會審，尤以肅親王認為立憲時期殺一志士，除迫更多黨人鋌而走險以外，別無好處。遂改為終身監禁。黃克強先生認為，人民在迫不得已時，方可從事暗殺之道。汪兆銘、黃複生在革命黨內起重要作用，又以穩重著稱，所以此次暗殺實屬唐突。清政府留之不殺，算是聰明。如開殺戒，崇拜他們的血氣方剛的青年就會以血還血地進行報復。（參見《黃興年譜長編》157頁，中華書局版）後因革命形勢飛速發展，次年（1911年）武昌首義成央A數月之內，光復達15省之多，而汪氏也在這年9月16日獲釋。

　　汪精衛乃一介白麵書生，眉目朗然，如玉樹臨風。清末民初之際，他倡言革命，雄辯滔滔，為《民報》主筆，極得孫中山先生的信託。銀錠橋事敗被執將責任盡攬己身，而開脫同志，不啻党人佳話。即在清廷當局，亦為之敬畏不置。後來為了和蔣介石爭正統之位，竟百計逸出轟炸區去給敵人叩頭，前後懸殊如此天差地隔，真是一龍一豬，南枝北枝都是他了。他之費盡心機作了兒皇帝，這種可怖的變態心理，足供心理學家作樣板研究了。

　　張恨水先生的作家朋友納廠（庵）從前有一篇論人物評價的文章，其中說“聲伎晚歲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清白俱非。”其言十分沉痛，借來評騭汪兆銘，也甚恰切。

　　後來汪精衛脫離重慶，到達香港，重慶方面看這個中央政治會議主席有不可挽回的降日之心，乃以激烈的暗殺手段對付。汪氏以當時中國第二號政治人物，于國危民辱之際，側身敵國翼下，忘情于父母之邦，到底無法博人寬囿。軍統特務一路窮追，發展成驚動一時的跨國刺殺，但畢竟是由政爭勝負未曉而來的驚惶失措，適見其小丈夫心志。倘汪氏承續他早年革命的志節，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凜然示人以不可犯，則即如不仁不義者也不敢出此下策，軍統敢以暗殺對付，確也證明他自身有不可彌補之缺漏。1939年1月，戴笠親臨香港指導，第一個遭其暗算，險蒙不測的便是汪系《南華日報》總編輯林柏生，他在下班途中，被人持鐵棍猛擊，此人頭骨十分堅硬，昏死後不久複蘇。其後，另一與之面貌相似的男子在他家住宅附近被擊斃，當了他的替死鬼。汪精衛本人自1938年底抵昆明，即藉了龍雲提供的飛機飛赴越南河內，而藍衣社（軍統）的暗殺活動，也即從香港搞到河內來了。當汪的政治秘書曾仲鳴住在河內的旅館擔任內外聯絡時，即為藍衣社分子緊密包圍。晚上則與汪氏一家住在高朗街27號——一座幽靜的花園洋房。1939年3月21日，淩晨二時半，特工人員六人砍開竹籬，從鐵柵欄爬入花園，以人踏人的方式，攀上門窗，再以鉤索爬上三樓屋簷，開槍擊中站在樓梯的衛士，又在廚房門口擊倒二人，遂沖到曾仲鳴臥室房門，將門砍破，時曾氏夫人方君璧女士已聞聲起視，即被一槍射中腿部，特務旋即向曾氏作密集掃射，行刺者見目的已達，又以為被刺者為汪精衛，於是急圖遁去。這時當地軍警和汪氏衛士已開始反擊，經一陣追射，捉獲重慶方面殺手若干。當時逸脫的行動組特工頭目王老僑，後在上海被汪系特工捕獲處刑。其後汪精衛所撰《曾仲鳴先生行狀》中，關於他切身經歷的暗殺有一對比，充滿悲音哀調。“嗚呼，餘誠不意今日執筆為仲鳴作行狀也。當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黨部為凶徒所狙擊，坐血泊中，君來視餘，感甚，餘以語慰之。此狀今猶在目前。乃今則君臥血泊中，而以語慰我也。餘當日雖瀕於死，而卒不死。乃今則君一瞑弗視也。茫茫後死之感，何時已乎？……”曾仲鳴彌留之際，說了幾句話：“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無不放心者。”其妻方君璧，是革命元勳方聲濤、方聲洞之妹氏，從小看到兩位兄長追隨中山先生為國奮鬥，受到影響，銳意問學，志節堅定，廉正節操，早已養成。她雖未死，亦身中三槍，她有什麼錯呢？頂多算嫁錯了人罷，亦遭此厄運。藍衣社的跨國暗殺，源於蔣介石的授意，民國後期李宗仁先生多次譏彈蔣氏，他最反感的就是蔣的這種動輒使槍弄械的江湖習氣。

　　汪精衛受此驚嚇，經過一番東躲西藏的巨大周折，方於4月28日逸出河內，輾轉抵達上海。其間充溢著與政治鬥爭有關的間諜戰、神經戰的神秘氛圍。後來上海的報紙追述了一個細節，說是汪精衛在河內暗策逸脫的時候，常在郊外河邊釣魚，每天總有一個人經過他的身旁，每次都要揩鼻子，普通人用手帕，這人用紙。太陽西沉時分，有人細心拾起紙團，“汪先生能逃出河內便是這些揩鼻紙的戊牷A這些紙便是聯絡的記錄，利用釣魚的時候，在街邊交換情報，這用意是相當周到的。”（上海每日新聞194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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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紀實：關於大漢奸汪精衛的降日賣國

2004年09月28日06:22

周佛海、陶希聖其人

　　周佛海原是破落官僚家庭出身的窮學生。湖南官費留日，由鹿兒島高等學校畢業（相當於高中），升入京都帝國大學學經濟。１９２１年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仍赴日本求學。因和楊淑慧同居，生活費用不足，就拼命翻譯社會問題、社會主義乃至於無政府主義的書籍，來適應“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文化市場的需要，掙錢糊口。譯文粗製濫造，如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連爪哇這一地名都弄錯了。

　　１９２４年周佛海回國，應聘到廣東大學當教授，月薪２４０毫洋。照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規定，應按累進額交納黨費７０多元，楊淑慧認為辛辛苦苦賺錢不容易，每月交這麼多錢太可惜，就鼓動周佛海脫黨。周終於藉故脫離中國共產黨。

　　不久，廣東大學發生了反對校長鄒魯的風潮。周佛海思想右傾，辭職跑到上海，１９２６年春再往日本讀完大學課程，隨後又回上海教書。同時，他又參加以福建人何公敢為首的“孤軍社”。孤軍社先出《孤軍》雜誌，後改名“獨立青年社”，又出版《獨立青年》雜誌，社址在上海寶山路寶光裏１２號。他們自以為是國民黨、共產黨以外的一個政團。我當時在上海讀書，由我堂叔羅增益介紹加入獨立青年社，同周佛海就是在堂叔的房間裏開始認識的。何公敢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編輯，由他介紹編譯所的同事陶希聖（原名陶彙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軍社，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之成為好友，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１９２６年秋北伐軍到達武漢後，周佛海持著戴季陶的介紹信，前往投靠蔣介石。這時蔣在南昌，由鄧演達代見，派以中校秘書名義。周嫖妓，染上梅毒，躲入漢口日人醫院治療。

　　蔣介石回武漢傳見周佛海，找不到人。周在醫院碰見何思源，得訊急往見蔣，密獻“反共”之策。蔣、周兩人傾談兩小時以上。第二天蔣即派周為新籌辦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的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軍銜是少將（該校教育長是張治中）。我由羅增益介紹任該校政治部科員，主編《革命生活》日報。１９２７年初，武漢開始反對蔣介石，我請示了周佛海，報紙應持何種態度，周說隨潮流走好了，其實他自己是打算逃跑的。５月，周佛海攜帶妻子，在輪船上寫好一本“反共反汪”的小冊子，逃往上海，志在投奔蔣介石。詎知到上海即被楊虎、陳群捕押於龍華警備司令部，性命危急，楊淑慧通過張治中、吳稚暉、陳銘樞等向蔣介石求情。蔣對周佛海是諒解的，遂派員迎提到南京釋放，並派為南京中央軍校政治總教官，略予降級。

　　周佛海投靠蔣介石後，寫了一本《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成為當時的暢銷書，獲利１０餘萬元。以後又當了一年多的軍校政訓處少將處長、三年多的總政治訓練部兼行營總政治訓練部中將主任，大肆進行“反共剿赤”的宣傳工作。１９３１年國民黨補選中委，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過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代理中央宣傳部長。從１９３２年起，周曾任江蘇省教育廳長多年，鎮壓摧殘進步學生運動，幾次大規模解散學校。

　　１９３２年初，蔣介石、汪精衛重新合作。蔣對周佛海說：你過去罵過汪先生（周在文章中曾罵汪“殷殷勤勤，誠誠懇懇，敷敷衍衍，糊糊塗塗”），現在我們和他長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談談，求釋前嫌，並為我好好聯繫。周佛海得此密旨，所以力求和汪精衛親近，不怕蔣介石猜疑，以致當上了汪精衛叛國降日漢奸集團的“總參謀長”。

　　蔣介石對周佛海之堅決反共印象深刻，好感甚重，所以周當漢奸被判死刑之後，蔣終借詞減刑，免其一死。周佛海曾和我說過，他是為了研究唯物史觀而特意到京都帝國大學向河上肇博士學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學說的，那知愈研究愈出問題。他說，要相信二元論，既要唯心，又要唯物，單純地主張唯物論，是不對的。

　　陶希聖原是北京大學讀法科出身，以後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當編輯，由周佛海介紹到武漢軍事政治學校當政治教官，偽裝左傾。１９２７年５月，武漢軍校學生改編為中央獨立師，緊急應變去堵擊夏鬥寅部的叛變時，施存統任該師政治部主任，陶為秘書，後又當該師的軍法處長。１９２８年周佛海拉陶希聖為南京中央軍校政治總教官，黃埔軍校出身的學生認為他在武漢時曾大殺擁蔣反共的同學，群起攻訐，幾被扣押。周佛海見此情況，就讓陶到上海來搞《新生命月刊》，參加過中國社會史大論戰，觀點反動，主張不定。同時，陶希聖又參加了汪精衛的改組同志會。１９３０年汪精衛在北方失敗後，周佛海為陶求得陳果夫、陳立夫ＣＣ系的諒解，到南京中央大學教書，未久又應北京大學之聘，往北平教書。汪精衛到南京任行政院長時，任命陶為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主編“農村復興”叢書。１９３７年夏陶希聖參加廬山談話會後，留在南京，日夕與周佛海、高宗武密謀對日停戰言和的詭計，當了汪精衛的政治參謀，促成了汪記漢奸政權的誕生。平心而論，汪精衛叛國降日，罪在萬世，但是，若非蔣介石為他創造條件，周佛海、陶希聖二人為他當軍師，恐怕汪精衛還不容易實現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夢哩！

　　汪精衛逃往河內

　　周佛海、陶希聖極力鼓動汪精衛出來“跳火坑”，勾串汪的妻子陳璧君作內應。汪對抗戰本無信心，雖然寫過裝點門面的抗戰八股，但他的得意之作，還在罵遊擊隊，說他們是遊來遊去，遊而不擊。當然也是暗中罵中共八路軍的。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倆深感寄人籬下，十分抑鬱，如果一朝獨立為王，朝廷雖小，終勝牛後，所以民族軟骨病在他身上起了作用。

　　周、陶舊友梅思平，從漢口回浙江奔喪，喪事完畢回上海，不想再返重慶。梅與高宗武本是溫州同鄉，往來素密。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梅、高二人居然以汪精衛代表名義，和日方特務影佐與今井兩人訂下秘密協定，決定日方將以汪精衛為對手，支持他建立反蔣反共的新政權，而進行中日媾和。其步驟是汪精衛等設法秘密脫離蔣介石的控制，到達國外某地，然後由日本首相近衛文?發表一個對中國招降的聲明，汪精衛再發電回應，對日停戰投降，進而商談和平。

　　梅思平將此密件攜到重慶，通過周佛海、陶希聖向汪精衛、陳璧君獻策當傀儡。汪夫婦大喜過望。據周佛海說，汪在家設宴招待梅思平，為他餞行。走出客廳門口時，陳璧君厲聲對汪說：梅先生明天要走了，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連連點頭說：決定了，決定了！梅思平走後，汪、周、陶還有曾仲鳴，忙於乘機設法脫離重慶勢力範圍，而逃往國外。

　　當時從抗戰後方重慶外出的道路有兩條：一條由重慶飛香港，很捷便，但太冒險；一條是經昆明赴國外，先到安南（今越南），再圖北上。這後一條路比較安全，但問題是首先要征得龍雲的同意，才好行事。在這之前，陳璧君就以視察抗戰後方為名，分別到各地看看。到了昆明她見了龍雲，談汪精衛在重慶徒擁虛名，對國家無可貢獻，很想換換環境；再談抗日戰爭曠日持久，蔣介石總以非嫡系軍隊作犧牲，即使若干年後抗戰結束，共產黨勢已坐大，西南風雲恐亦變色了。

　　邊說邊哭，龍雲為之動容，向陳保證：汪先生如果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一切決無問題。

　　因為事先陳璧君已從龍雲處得了這顆定心丸，所以這次汪精衛等決定取道昆明。先是周佛海、陶希聖假名到各地宣傳抗戰去昆明（周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陶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宣傳部宣傳委員）。繼之，汪精衛亦稱要赴各地作抗戰演講，由原改組派骨幹、時任交通部次長的彭學沛為他購買機票，於１２月１８日帶了陳璧君、曾仲鳴等飛昆明。

　　第二天，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由昆明乘坐龍雲代包的一架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直飛河內，從此搞出一幕日本人提線的降日賣國、歷時六載、終於幻滅的歷史醜劇。

　　汪精衛降日賣國的第一炮

　　在高宗武、梅思平與影佐、今井所訂的《上海密約》，由梅思平攜往重慶取得汪精衛同意之後，日本方面專等汪飛赴國外的消息，以便及時動作。日本報紙甚至在約定日期數日之前，即透露近衛首相即將發表重要聲明，以引起各方注意。

　　因汪行期延緩，故近衛特托故往京外一行，宣佈聲明將稍遲發表。及至汪飛抵河內的電訊一到東京，近衛即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對中國招降的聲明，也就是無形中取消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說法。

　　汪精衛在河內看到近衛的聲明，決定按過去與日方的約定，發表回應的聲明。汪感到在河內活動不便，決定自己帶著曾仲鳴留在河內；周佛海、陶希聖急往香港，進行活動；陳璧君則往來香港、河內之間，以資聯絡。汪在離開重慶前，曾密電時在成都任國民黨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員的陳公博出國相會。陳即由成都經昆明抵河內晤汪，參與叛國活動。陳公博在河內小住數日，汪精衛即把回應近衛招降聲明的電稿交陳與周佛海、陶希聖三人持往香港，囑找顧孟餘研究商量後，交林柏生在香港發出。顧孟余原是改組派的主要頭目之一，汪精衛任行政院長時，他任鐵道部長，抗戰初期掛名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因看不起蔣介石，長住香港不赴任。顧見此電稿，堅決反對，認為漢奸決不可當，此電絕不能發。陳公博表示無可無不可。周佛海力主發出。林柏生說：汪先生此電稿是指定交給我發的，你們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負責發出，反正不要你們出名，你們無權反對。臭名昭著的汪精衛《豔電》，終於在林柏生手裏發出，留下了歷史罪證。顧孟余從此和汪方絕緣了。

　　汪記漢奸集團的雛型

　　汪精衛本身是一個大黨棍子，到了河內之後，他就開始搞起組織來了。首先成立了政治、軍事和財務三個委員會。政委會、軍委會均由汪自任主委，財委會則由周佛海任主委。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高宗武等皆是政委會委員，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同時又是軍委會委員。周佛海還兼了政委會、軍委會秘書長，三個委員會都抓在他手裏。

　　那時只有政委會在香港九龍約道某號秘密開過會，軍委會人少開不了會，財委會乾脆只有一個主委。

　　當時，凡參加汪偽集團的人，必須先由政委會通過，然後才由財委會發給生活費。我記得軍委會在香港發展了兩個委員。一個是葉蓬，曾任蔣介石手下的武漢警備司令，殺害中共人士不少。後以“存心抗日”的罪名被日方攻擊去職，又以私恨企圖殺害張群而為蔣介石所遺棄，由周佛海介紹他加入了汪記漢奸集團。葉認為汪精衛手下只有幾個文人，不足以成大事，自命為將才，野心勃發。他親自到河內向汪獻策，主張大搞軍事工作，並表示擁護汪當孫中山那樣的領袖，自己願當一個蔣介石式的部下來供驅使，以建立“大業”。這本來是想討汪的歡心，不料卻引起周佛海的猜忌。另一個是楊揆一，清末留日士官第三期畢業，曾在武漢行營當過何成浚的參謀長。他從來沒有帶過兵，嗜煙好色，暮氣沉沉。以後汪精衛用他當過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和參謀總長等職。

　　這時，陶希聖、梅思平、高宗武同聲提出，他們今後要全心致力於“和運”了，無法顧及家庭生活。汪精衛很敏感地理解到他們在伸手要錢，就提出以陳璧君、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高宗武、曾仲鳴、林柏生八人為“首義分子”。並在漢奸集團第一次有經濟收入時，即每人發給安家費港幣５萬元，但聲明以後參加人員，不得援例要求。以後到了上海，政委會無形解消，由“首義”諸人加上一個特務頭子丁默屯?，組織“高幹會議”，由汪隨時召集開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再後，高宗武、陶希聖逃往香港，再投蔣方，而丁默屯?、梅思平以人事關係受汪打擊，所謂高幹會議亦不再舉行，有事由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三人會商決定，然後形式上提出有關會議照例通過一下。我們背後稱之為“三巨頭會議”。

　　陳公博的“首義”頭銜是汪精衛欽賜的。因為在周佛海、陶希聖慫恿汪出來當傀儡頭目的醞釀過程，為了絕對保密，沒有讓坐過改組派第二把交椅的陳公博知道，汪到最後才打電報約陳速赴國外見面。陳公博既不能像顧孟餘那樣深明順逆，拒絕當漢奸，又感到自己對“和運”無央A將來即使搞出一個局面，個人也難免冷落。他彷徨顧慮，左右為難，就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策略。所以他經河內到香港之後，只在香港出席政委會數次，在私人間也不和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往來。以後汪精衛由上海去東京，陳始終未參加，一味以老母病重，希望在香港休養來推託，引得汪當著我們的面，幾次罵他。連１９３９年８月在上海舉行的汪記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陳公博也未曾出席，直到當年冬間，他才來到上海。那時汪精衛已派以周佛海為首的代表團，和以影佐少將為首的日本代表團秘密談判《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為了給陳公博面子，才又派他代表汪方和日本海軍的須賀彥次郎少將，密談關於海南島問題，使他和日本海軍發生密切關係。後來偽上海市長傅筱庵被軍統暗殺，陳公博得兼上海市長４年多，就是這次會談為他創造了便利條件。因為上海是日本海軍的警備地區，海軍當然希望和他們有交情的人來當偽市長。

　　蔣介石的對策

　　汪精衛等逃出重慶之後，蔣介石曉得這件事的發展將對他十分不利，但他除了用開除黨籍、口誅筆伐之外，別無其他有效措施。左思右想，決定對汪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華日報》自發表汪精衛的《豔電》之後，漢奸色彩日濃。戴笠親赴香港，決定以陳璧君、林柏生等為狙擊對象，給汪精衛漢奸集團以警告。當時英國統治者對香港華人帶槍限制極嚴，軍統有人無槍，同時考慮到槍聲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決定用斧頭，在鬧市中砍殺林柏生。林當時尚無自備汽車，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時，突然被人用斧頭在頭上砍了兩下。林立即倒地，兇手亦終被獲。幸虧林柏生頭上帶著軟質薄絨帽，傷口不深，不久治癒。大家說，林以後在汪偽公館派中之大出風頭，壓倒了褚民誼、陳春圃等人，頗得力於頭上這兩塊傷疤。傳說刺林兇手被逮後，在香港監牢裏被由軍統收買的流氓，作為私人鬥毆把他打死了。確否未能證實。

　　軍統特務在香港狙擊林柏生之後，蔣介石又使出軟的一手，派谷氏三兄弟中之最小一個膝蕨屆A秘密往河內見汪精衛，進行遊說。（按：蔣介石手下有一個貴州軍閥膝翮菕A曾任南京警備司令兼中央憲兵司令，十年來是個專業殺害革命烈士的劊子手，因此極得蔣的信任。谷正倫的兩個弟弟谷正綱、膝蕨屆A原是改組派的活動分子，列名中委。蔣、汪合作時期，膝蕩鶠B膝蕨岫P來南京。蔣介石通過大谷，利用親屬關係，把二翩B小膠洵陘v用。谷正鼎在汪精衛任行政院長、顧孟餘當鐵道部長時，當過鐵道部總務司長。）蔣介石教膝蕨往翵L說，汪如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旅費５０萬元，以後隨時籌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組織，免得為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汪對於這一引誘，斷然拒絕了。

　　膝蕨往C說失效，蔣介石切齒痛恨，大動殺機。在這之前，戴笠已奉命親率特務往河內，從收買法國方面勤務人員入手，對汪精衛實行嚴密監視。此時戴笠受命即電令河內軍統特務，尋機刺汪。當時汪家尚無武裝警備，僅有一個巡警看門。３月２１日，軍統特務爬牆潛入汪寓。汪寓是一座小花園洋房，臥室都在樓上。特務連夜窺伺，偵得二樓朝南的一大間，幾晚電燈通夜未熄（他們動手之夜倒是電燈熄了），軍統特務斷定此房必為汪之臥室無疑。特務登樓，即向該朝南房間沖去，發現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褲的人急起，準備開燈。特務從形影上認為是汪精衛本人，槍彈速射數十發，即下樓奪門而逃。其實，這朝南大間睡的是曾仲鳴夫婦。曾隨汪精衛到河內後，其妻方君璧從香港趕來會晤。汪精衛以曾、方夫婦久未團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間讓給他們同住，結果曾仲鳴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也受了傷。

　　當夜，汪精衛住在隔壁房間，原由一會武術的山東大漢趙國慶替他在房門口看守。趙聞聲立即避入汪室，連房門也來不及下鎖，趙躺在樓板上，頭靠著床，以雙足抵房門。特務如果破門檢視，汪精衛決難倖免，也釣L偽政權在母腹中即告流產。

　　汪精衛帶領夥伴參拜東京日酋

　　汪精衛既以傀儡頭目自居，一切自不能不請日酋面授機宜。因此，他決定帶領夥伴作一次東京之行。１９３９年４月河內發生刺汪案之後，日本軍方派出影佐等人去河內，用一艘日本山下汽船會社的“北光丸”貨船，把汪精衛等人秘密運載到上海。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也由香港到上海會合。

　　５月底，日本侵華軍派軍用飛機將汪精衛一行載往日本，並派日本前內閣總理犬養毅之子犬養健及影佐等人負責護送與迎接。在東京，汪精衛和日本內閣首相及各大臣秘密會見，而日汪勾搭之具體初步條件，則由周佛海與日方談判。汪精衛方面，要求仍以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等作號召，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的形式組織政府，繼承國民政府的法統，然後進行對日講和。幾經磋商，日方才勉強同意。日本所希望的是雙方及早談好雙方關係條約的基本內容，並及時予以簽訂。人家勾引漢奸培育傀儡，為的是從條約的文字上和實際上取得戰爭中所不能取得的權益，一切形式口號是次要的。

　　汪精衛、周佛海等東京“朝聖”回上海後，日方在虹口東體育會路旁邊很空曠的地區，找到一所兩層樓洋房，略加修理，讓汪精衛居祝因為週邊都是日軍，沒有居民，既便于保護，又便於監視。

　　７月某日，正是大熱天，周佛海派車接我到他住所去（他也住在東體育會路的一所舊房子內），約我一道到汪精衛住所開所謂幹部會議。我約略看一看，大約４０人左右。我由周佛海帶去正式見汪。記得當天到會的人有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高宗武、葉蓬、李士群、丁默屯?、何炳賢、李聖五、岑德廣、趙正平、傅式說、趙尊岳、朱樸、陳春圃，陳昌祖、周隆庠等，其餘一些人當時不認識，也就毫無印象了。

　　開會時，首由汪精衛報告進行“和平運動”的經過，並說今天首次和各位幹部見面，以後還要繼續商談。當時無人發言，過了一陣子，何炳賢立起發言，大意是反對降日，認為這事毫無保證，必須慎重考慮。汪精衛當時臉色變得很難看，但未說話，忽然有人提議今天可以散會了，汪點頭強作笑容，大家紛紛登車而去。

　　何炳賢是陳公博兩個暗妾何大姑、何三姑的兄弟，早年留學美國，１９３２至１９３５年陳公博任國民黨政府實業部長時，當過該部國際貿易局長，原為改組派分子。說來可笑，這個反對汪精衛當漢奸的先生，後來仍然當了汪記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汪偽政府成立後，又歷任軍委會第三廳（軍需）廳長、經理總監部總監和中央儲備銀行董事、南京中央軍校秘書長（代行校長職權），權傾一時。抗戰勝利後逃往九龍，真是善於進退！

　　魔窟７６號

　　汪偽的班子，是由一群野心文人、落伍軍人、失意政客、投機黨棍混合拼湊起來的。他們沒有一寸土，沒有一個兵，初期所憑藉的唯一實力，就是以日本憲兵為靠山的特務組織。上海滬西極司菲爾路７６號，就是它的大本營。“７６號”這座房子，原是軍閥陳調元的舊宅，上海淪陷後，日人用作特務辦公場所，如金子機關之類，即設在這裏。

　　１９３８年蔣系中統特務小角色李士群，因在南京搭上了日本臺灣籍女間諜的關係，被陳立夫偵知。李即利用時任株萍鐵路調查室主任的身份，由武漢逃往香港，找到日本駐港總領事中村豐一的關係，並由中村轉介紹給日本駐上海大使館書記官清水董三，在上海從事情報活動。不久，李士群又搭上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進一步組織漢奸特務隊伍，由日本供給武器，設機關於憶定盤路９５弄１０號，掛的是內河輪船公司的灰色招牌。李士群找到吳雲甫（即吳四寶），拉攏滬西流氓、地痞、白相人來成立漢奸特務行動隊，配合日本憲兵工作。正好李士群的老上司丁默屯?，因在漢口受陳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張國燾，戴笠對他吃醋，向蔣介石控訴丁貪汙招待費甚多。丁怕查出受究，即由武漢逃香港，轉上海暫祝李士群因以前丁默屯?在上海主辦《社會新聞》時，當過丁手下８０元一月的小編輯。李與妻子葉吉卿最初都是中共交通人員，投降國民黨中央黨務調查處特工總部後，又曾向中共洩露調查處特工總部上海區區長的行蹤，以致當區長的有死有傷。陳立夫偵知後，即將李押解南京拷打錄供，關押于南京板橋鎮１８個月。其領導人丁默屯?本不知情，也被陳立夫傳往南京訊問，調了工作，李為此覺得對不起叮後李因其妻獻媚于調查處長徐恩曾，得以獲釋，後被派為株萍鐵路調查室上尉主任。李士群為了向丁默屯?報恩，大肆向日方吹噓丁之才能及經歷，並歡迎丁到他自己的巢穴裏當老大哥，坐第一把交椅，自己則甘居副席。日人對此自無不可。汪精衛出來當漢奸後，日方決定讓盯李的特務組織首先與汪合流。

　　丁默屯?與周佛海原為同鄉舊友，又曾同隸ＣＣ系統，他聞周佛海當了“和運”總軍師，喜不自勝，即派湖南人翦建午前往香港，向周密通款曲。周認為這是一筆很好的政治資本，遂向汪精衛進言，要好好地利用這班人來搞“和運”。汪因過去丁默屯?主辦《社會新聞》，專以共產黨及改組派為攻擊對象，舊恨難以冰釋，但又無法拒絕日本的“合流”計畫。所以汪一到上海，經過日本方面撮合，即全盤接收。日方也以這批特務對汪精衛作為陪嫁的妝奩。我們以後背地裏常說他是汪偽政府的拖油瓶兒子。

　　汪精衛接收了丁默屯?、李士群這批特務後，成立了一個“中國國民黨特務委員會”，任命周佛海為主任委員，丁默屯?、李士群副之，唐惠民為秘書長，馬嘯天、蘇成德、王天木、戴英夫、汪曼雲、顧繼武、李志雲、茅子明為委員，另設特工領導機構——“特工總部”。特工總部的主要任務，是在日軍特別是日本憲兵的提線和控制下，對蔣介石集團的中統、軍統進行殘酷的血肉鬥爭，當然，對中共也是不會客氣的。我對“７６號”之內容不太清楚，但知特工總部一成立，即成立了警衛總隊，著重保護漢奸的安全。另有一個行動總隊，由黃埔軍校六期生林之江為總隊長（楊傑也當過），實際是一個打手隊，專門對外的。

　　丁默屯?、李士群和蔣方特務，本來多是一路貨色，舊相識甚多，所以潛伏租界的蔣方特務，除上述之人外，如萬裏浪、傅勝藍、胡均鶴、陳明楚、張瑞京、石林森等軍統、中統人員，自投的自投，歸降的歸降，“７６號”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蔣特轉為汪特的重要分子。李士群志得意滿，受了日本侵略者上賞之餘，我親見他在某一次大會上高呼“左手消滅藍衣社，右手打倒ＣＣ團”的口號。當時的汪精衛漢奸集團，無政治，無黨務，一切活動就是特務。所以當時人們稱滬西為“歹土”，呼“７６號”為魔窟，特別是殺人如麻的吳四寶，名氣在汪精衛、李士群之上。小孩子在母親懷裏哭，母親只要一說：“吳四寶來了！”小孩居然不敢哭了。這是一種什麼景象！

　　汪精衛有了這批特務之後，就加緊拉人入夥當漢奸，或者不酗H家反對他。其手段不外威逼利誘，殺人示威。特工總部曾流行一張黑名單，包括上海教育界、文化界、實業界、司法界人士８３人，弄得全市震恐。首批慘遭毒手的，我現在記得有上海女子中學校長吳志騫、租界法院庭長鬱華、《申報》記者金華亭、《大美晚報》負責人張似旭等。中統、軍統的高級幹部被汪特弄死的，也有張小通、戴星炳、陳覺吾、平祖仁等。汪偽特工這些人，求名求利異常積極，所以打手林之江、蘇成德、馬嘯天之流，俱已名列中委，特務經費雖然龐大，日方賞賜雖然頻繁，仍然不能滿足特務們的貪欲。葉吉卿親自管著保險櫃，天天催逼李士群想辦法，因而“７６號”就以包煙、包賭、綁票、勒索來大量增加“外快”。吳四寶等是帶了手槍上交易所的，如果他們賠了，就翻臉抵賴，所以他們的買賣是永遠有賺無蝕的。他們還偷停放在馬路上的漂亮汽車，利用白俄的“百搭”鑰匙一開，把汽車開到“７６號”裏面。把引擎上的號碼弄模糊，把車身換上另一種顏色的油漆，轉手之間，一部車可以賺幾千元錢。至於強買地皮，強佔房屋，那更是平常的小事了。

　　１９３９年汪偽政權尚未成立之前，杭州、蘇州、南京、蚌埠等地，以及滬杭、滬寧、津浦南段各鐵道線，日軍已引導汪特前往分別設區立站，普遍進行特務活動了。

　　丁默屯?由李士群迎為大哥之後，以首腦自居，對李發號施令。李對他不滿。到汪精衛、周佛海來上海，丁仗周勢，對李更不客氣。兩人為了權利、人事分配、錢財分贓不均等事，時有鬥爭摩擦。李士群對特工中的實力派拉攏得很緊，對周佛海也十分恭順。汪偽政權成立前夕，李聽說丁默屯?可能出任汪偽政府警政部長，他還是屈居次長，遂嗾使蘇成德等出來反對丁，說他不配領導特工。周佛海對丁默屯?也不加支持，丁遂鎩羽退出“７６號”，專門去搞變相的特工——“社運”去了。

　　丁默屯?離開“７６號”後，李士群升任特工總部主任，原屬丁系人員除被李拉攏收買者外，一律排出特工範圍。李士群以特工為武器，先後取得警政部長、清鄉委員會秘書長、調查統計部長、江蘇省主席等一連串有權有勢的職位。他在投周反丁得勢之餘，又想照老路反周擁汪，率以此招殺身之禍。

　　汪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汪精衛既以繼承國民政府“法統”、繼承國民黨“黨統”作號召，在來上海後，即加緊準備舉行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人選極為困難。江密遣新自歐洲回到香港的周化人（舊改組派）潛赴重慶，去拉改組派老人來上海參加和運，僅拉了劉仰山、金家鳳、胡澤吾等數人前來。再遣周化人北上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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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蔣介石、汪精衛治病

2004年08月10日18:25 作者：黃厚縑@ 來源：光明網

　　南京中央醫院地處中山東路逸仙橋下和中山門之間，黃埔路口中央軍校的前邊，左鄰是“勵志社”，醫院所配置的是從美國買來的全套野戰醫院設備。南京中央醫院開辦那一年，我在美國紐黑文物理醫學研究院當研究生。是北平協和醫學院院長顧臨到美國開會時瞭解到我的情況，回國後又介紹給國民黨衛生署長兼南京

　　中央醫院院長劉瑞恒。後來我轉入紐約中心醫學院實習，就接到了南京衛生署的通知，讓我到中央醫院去工作。　　

　　我1930年8月回國，9月下旬到中央醫院報到。院長劉瑞恒見面就說：“你來得正好，此間工作非常緊張，希望你多多出力。目前醫院沒有物理治療經費預算，你得自己想想辦法。”於是，我的工作就在分文沒有的情況下開始了。每天該進行的治療到病房去作，治療書寫完我便自己動手劈鋸醫院不用的自來水管，用以試製大小號烤電器。　　

　　不久，行政院長譚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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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與汪精衛--兩大漢奸恩怨情仇

2004年09月09日07:09 作者：聞少華

　　周佛海與汪精衛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影響的人物。在他們結合的過程中，有時互相攻擊謾駡，更多的則是互相利用吹捧，恩恩怨怨，不一而足，這方面周佛海表現得尤為突出，淋漓盡致。

　　一、周、汪叫板

　　1924年，周佛海在勸阻無效後脫離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發誓與中共誓不兩立，聲稱：“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對於周佛海這種瘋狂的反共聲明，當時國民黨的頭面人物汪精衛覺得實在太過分了，他曾對一位朋友說：“周佛海真拆爛汙，他以前是共產黨員，現在卻又攻擊起共產黨了，他退出共產黨就算了，還要來反誣，真不是東西，你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一起做事。”應當承認，汪精衛對周佛海這種翻雲覆雨、朝秦暮楚的政治掮客作風，批判得確實頭頭是道，有一定深度。

　　周佛海也不是省油燈，豈能咽下這口窩囊氣，他時刻尋找機會報復，這個機會果然被他找到了。1927年5月，周佛海逃出了大革命中心——武漢，並寫了一本反共小冊子(《我逃出了赤都武漢》)，其中有一段話是對當時號稱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進行人身攻擊的，而且是抄襲汪精衛罵過他的話來回敬汪，以汪之矛，攻汪之盾，原話是這樣的：“汪精衛真拆爛汙，他本是國民黨的黨員，現在卻要做共產黨的工具，攻擊起國民黨來了，他跑到外國就算了，還要來倒戈，真不是東西，我們以後切不要和這種人共事。”周還挖苦汪精衛是個“殷殷勤勤，誠誠懇懇，敷敷衍衍，糊糊塗塗”的官僚政客。周對汪的繪聲繪色，可算入木三分。

　　看來，兩人的積怨愈來愈深，很難化解。

　　二　互相勾結

　　物換星移，當1932年蔣介石、汪精衛進行再度合作時，周佛海處境十分尷尬，因為對汪說了那麼多過頭話，這個彎子可不好轉。蔣介石知道周的難處，為了蔣汪合作的大局，他對周推心置腹地說：“你過去罵過汪先生，現在我們和他長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談談，求釋前嫌，並為我好好聯繫。”蔣介石的一番話，使周茅塞頓開，等於吃了定心丸，於是伺機接近汪精衛。汪深知周是蔣的親信，對周懷有戒心，保持若即若離的狀態。周佛海深有感觸地說：“最初汪先生(汪精衛)也以為我向他勸說或者是依蔣介石的命令來試探他的內心的，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我第二次見汪先生時，他才知道我的內心，而真正地說明他的心境。”

　　1935年11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汪精衛遇刺，出國治療，周佛海與汪精衛一度聯繫中斷。1936年底作為時局轉捩點的西安事變發生，汪精衛於1937年1月兼程回國，其時周佛海奉蔣命赴香港迎汪。以此作為契機，周與汪敞開心扉，對時局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們反對蔣介石被迫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這樣周與汪政治上的結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挑起了盧溝橋事件，緊接著於8月又進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間，力求避戰求和，與高宗武、陶希聖一夥精心策劃，並竭力鼓動汪精衛說服蔣介石停戰議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國力不足，戰爭只可適可而止，準備外交接洽。”

　　不僅如此，周佛海還在全國軍民奮起抗日之際，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組織反戰團體，即臭名昭著的“低調俱樂部”。這個俱樂部的成員，文武兼備，文的有梅思平、羅君強、陶希聖等，武的有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等，胡適也經常光顧，每天必到的則是當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俱樂部地址就在南京西流灣8號周佛海公館。上述人士經常的一個話題就是，“主張在相當時期，結束中日事變”，也就是不放棄任何機遇對日本求和。周佛海相當自負地說：“在當時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所以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

　　如果說，周佛海是低調俱樂部主人的話，那麼汪精衛實質上是低調俱樂部的靈魂。關於這一點，周佛海有所說明：因為“汪先生(汪精衛)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為此事(主和)寫給蔣先生(蔣介石)的信，在十封以上，當面也談過多次。所以我們當時無形中以汪先生為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就是後來汪精衛集團的賣國運動。周佛海是有自知之明的，因為如果不借重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聲望，不以汪為中心，他們將一事無成，所以可以說這一時期是周、汪配合得相當默契，已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三　策劃叛逃

　　1937年底，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翌年1月，其首相近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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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劈棺之謎

2004年08月31日06:08

　　【身患重病】

1943年隆冬，南京城北極閣一所精緻的小洋房內，爐火融融，溫暖如春。汪精衛正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這裏本來是宋子文的公館，抗戰後南京淪陷，就被日軍搶佔了，後來就給汪精衛作為休息之處。汪也不常來，他的官邸在頤和路。

　　寬敞的客廳內鋪著深紅色的地毯，繕蛣媊R的沙發。汪精衛面容憔悴，雙眉緊蹙，將手墊在背後，正痛得哼哼。坐在旁邊的是他妻子陳璧君及“公館派”大將陳公博和林柏生。汪斷斷續續地說：“雖然背上的子彈取了出來，但現在又十分疼痛，看樣子我的大限到了。今局勢很緊張，日本敗局已定，我又病得如此，大家要有思想準備，恐怕要當漢奸殺頭呢！”

　　汪精衛背上的這顆子彈，是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召開五中全會時，被“晨光通訊社”的一個青年孫鳳鳴打的，孫本來是要刺殺蔣介石的，但會後集體拍照時，蔣介石未到，汪精衛坐在中間。孫鳳鳴就用預先藏在照相機內的手槍，向汪連開三槍，槍槍命中。衛士開槍還擊，孫受重傷，死在醫院內。汪雖連中三槍，但均非要害，當即在“鼓樓醫院”動手術，取出二顆子彈。另一顆深埋在肋骨和脊椎之間，一時無法取出。醫生認為只要好好保養，子彈留在體內十年，並無問題。1943年8月，這顆生了鏽的子彈，終於在體內發作，使汪痛得團團打滾。同年12月19日，在日本陸軍醫院，由著名軍醫後藤部隊長主刀，將子彈鉗出。一星期後，汪就來北極閣養病了。陳公博說：“局勢確實糟透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周佛海和我們又不是一條心，他早和蔣介石勾搭上了。”“你們怕什麼，有汪先生在，天塌不下來！”陳璧君一臉雪霜自信地說。

　　談來談去，談不出個名堂。當“公館派”走後，汪精衛忍著背痛，寫完了當天的日記。又盡通宵之力，寫了一份遺囑，題為《最後之心願》。當時汪剛好60歲，隨即又寫了一首《六十自述》的詩：“六十年無一事成，不須悲慨不須驚。尚存一息人間在，種種還如今日生。”第二天，汪將這些東西交給陳璧君後說：“我們一家是完定了。這份遺囑，不是安排我身後之事，而是表明我的心願，但寫得太潦草了，你有空謄抄一下，好好保管。一定要等我死後二十年，才可發表。”“你在發什麼神經病，好端端的人，怎麼就死呢！”陳璧君心不在焉地收了遺囑草稿，扶汪躺下休息。

【東渡療養】

　　1944年元旦，汪精衛因背痛大作，從北極閣返回熙和路公館。一大批官員來賀年，汪沒有心思，一個也不見。汪當時生病，是嚴格保密的，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過了二三天，汪的下肢麻木，失去知覺，已經不能站立，成了癱瘓，而且高燒一直不退。汪的私人醫生德國人諾爾，向陳璧君跌足痛哭說：“這大概是骨癌了！目前的醫學，難啊！夫人要早作準備。”

　　漸漸到了二月早春，日本派了骨科專家黑川利雄教授專程到南京為汪治病。診斷後，黑川認為已到危險階段，南京條件差，無法進行大手術，非去日本不可。日本的內閣大臣東條英機決定，將汪送往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因那裏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1944年3月3日，汪精衛乘飛機到日本去治病。行前汪在病榻前召見陳公博和周佛海。汪兩眼噙祥﹛G“我這次赴日治療，凶多吉少。南京這個爛攤子，就交給你們二位了。我知道，公博和佛海是有點隔閡的，務望以大局為重，精誠團結，苦撐等我回來吧。”

　　這天上午11時，汪精衛半倚病床，寫了他最後一張“手諭”，手腕無力，字跡潦草，和他過去的一筆娟秀的柳體字完全不一樣了。他在信箋上寫道：“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東條首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將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癒，以慰遠念。兆銘”下午1時，汪乘自己的專機“海鶼號”飛往日本。同行的有陳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傑、翻譯周隆庠、偽中央醫院院長黎福以及侍衛和傭仆等等，擠滿了一飛機。當時制空權已全在美國人手中，天天警報，人心浮動。但日本人死要面子，還派了四架“零”式飛機護航，幸而在途中沒有碰到美國飛機，否則汪精衛全家都要化為灰燼了。

　　名古屋是日本僅次於大阪的工業城市，而且是軍事工業的集中地，所以，是美軍轟炸的重點地區。日本的海上大門早已洞開，美國航空母艦就停在日本海上，進行著一批飛機連著一批飛機的波浪式轟炸。名古屋醫院是國際上知名的大醫院，屋頂又塗上了很大的紅十字，故美國飛機沒有炸它。汪精衛的專機在一片雜亂敗落的機場降落。名古屋軍區師團的救護車和幾輛汽車，早已等在那裏，汪精衛被立即送往醫院。在汪的病房下麵空地上，日本人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日夜開工，造成了一座堅固的防空地下室。汪精衛住進了醫院四樓的特別病房，房間寬敞，光線明亮，有病房、日式起居室、廚房、浴室等等，占了整整一個樓層。當地的特務機關在醫院四周戒嚴，絕對保密，不讓外人知道。整座醫院，除參加的治療人員以外，沒有人知道四樓來的是什麼貴客。日本人給四樓取了個代號，叫“梅號”。汪精衛躺在舒適的病床上，聽著陣陣淒厲的空襲警報，徹夜不息，他感到自己已經站在地獄的門口了。汪哼哼唧唧地對陳璧君說：“立即手術吧，我要早早回南京去，否則真的要不堪收拾了！”

　　當晚，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經外科和麻醉專家進行會診。群賢畢集，濟濟一堂。經反復拍片，開會討論，折騰到深夜，才確診為多發性骨癌，壓迫神經，造成下肢癱瘓。看來已經沒救，但死馬當活馬醫，還是決定第二天就動手術，切除骨塊，希望能減少點壓迫。

【垂死掙扎】

　　3月4日晚上，由齋藤真教授主刀，進行手術。因美國飛機剛剛轟炸而引起的熊熊大火，使手術室的玻璃外窗映得一片殷紅。手術前，當醫生洗手消毒戴橡皮手套時，竟發現三副是破的，真正急壞了一大群在場的教授。齋藤真火冒三丈，厲聲訓斥道：“怎麼連手套也沒有了？啊！一群蠢驢！”但醫院裏實在找不出來，結果動員全市醫院，總算找到幾副，手術因此拖延了一個多小時。陸軍方面的負責人中村大佐抱歉地說：“工業區都炸光了，物資實在缺乏，請教授們原諒吧！”

　　手術做了近兩個小時，從汪的背部切開，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變的四塊骨片和三根肋骨。等麻醉藥性過去以後，汪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覺，雙足也可以活動了，汪精衛十分高興，在後來的四天中，都是如此。汪感到病癒有望，就在病床上對陳璧君和兒子汪孟晉說：“看來，我還命不該絕，可以再回南京。”

　　陳璧君聽著日夜的轟炸聲，仿佛第一次感到戰爭的可怕，憂心忡忡地對汪說：“兆銘，你的身體看來會一天天好起來，但戰局實在太糟糕了！美國飛機的狂轟濫炸，你也聽到了。我們該怎麼辦呢？你要想想辦法才好哩！”“如果日本垮臺，蔣介石是不會放過我們全家的。父親應該召公博和佛海來，商量商量對策。”汪孟晉附和著母親說。

　　於是，汪立即密電召見陳公博和周佛海。二人次日就乘飛機趕到，在病榻旁說了些祝賀健康的話後，言歸正傳，汪精衛心情沉重地說：“日本朝不保夕，一旦戰敗，我們這群人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叫你們來，就是要想想辦法。”“我早已通過戴笠，和蔣介石接上關係。蔣已經答應，勝利後，對我們作政治問題處理，人人無罪，更不會傷汪先生一根毫毛。”周佛海倒也坦率，得意洋洋地說著。“蔣介石和戴笠豬狗不如，他們的話怎可信得？只要落到他們手裏，他們才不講信義和情面呢！”陳璧君反感特深，尤其是戴笠，先後五次奉蔣的命令刺殺汪精衛，所以她對周佛海的話聽也不要聽。“佛海講的也是對的。但這是束手就擒的方法，不是上策。我想我們在蘇、魯、皖一帶，尚有兵力近三十萬人，像郝鵬舉、孫良誠等，都是舊西北軍馮玉祥的老部下。蔣馮二人至今不和，而1930年汪先生又和馮玉祥合作反過蔣。我們把這些部隊改編整頓，由汪先生領導，擁護馮玉祥，我們就可以和蔣介石及毛澤東逐鹿中原，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勢了，豈不更好？”陳公博攤出了他的打算。“這不是又要打內戰了嗎？”周佛海不贊成這個方法。汪精衛想了好長一會，開口道：“公博所言，未嘗不是一條出路，否則我們要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掌握實力是必要的，但這樣做有把握嗎？能有什麼樣的結局？”陳公博相當興奮，

　　他一直是搞軍隊政治工作的，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論：“不能說絕對有把握，但至少可以另組政權，在國內這局棋中討價還價。”談了一會，周佛海說有事要走開一下。周走出病房後，陳公博就神秘地對汪說：“日本人知道自己要失敗了。我這次來前，日軍駐華總司令岡村甯次鄭重找我密談很久。岡村說：‘日本敗在海空軍，陸軍元氣未傷，如戰爭失敗，我豈能甘心讓中國落入共產黨之手！蔣介石不可怕，可怕的是毛澤東。所以我決定將一百萬日軍，改穿你們的軍裝，全部三八式配備，交給你們，讓汪先生仍控制局勢。’如果真的實現，再加上三十萬舊西北軍，這可不是個小的力量啊！”汪精衛聽得入神。等陳講完，就贊釵a說：“意見不錯，可以考慮。我們把首都搬到徐州或開封去。只是用日本軍隊的事，要慎重考慮，三思後行。但我們至少可以接受岡村的大量武器和軍火。”等周佛海回來後，又談了一會，未作決定，就此散了。

　　陳公博回到南京後，就著手準備起來。這些舊西北軍合起來確有三十萬之眾，佔領著河南東部、山東南部和江蘇大部，確是不可小看這股力量。周佛海知道後，立即密電詳告蔣介石。於是，蔣命戴笠和周佛海對這批將領分別拉攏，各個擊破，到頭來讓陳公博只落得個竹籃子打水一場空。汪精衛吃了陳公博的空心湯糰，自我陶醉了一場。不料半個月後，雙腿又漸漸失去知覺了，已退的寒熱又高起來了，有時昏迷，有時清醒。回南京的夢想看來要落空，就這樣纏綿病榻，半死不活，竟成了個病骨支離的殘軀，汪再也沒有心情去想南京的事了。

【喪失希望】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軍在法國北部的諾曼地登陸成央A長驅直入，和蘇聯紅軍配合，直搗柏林。消息傳來，震動日本。等傳到汪精衛耳中時，他一氣之下，昏了過去。等到醒來，眼疏L汪地對陳璧君說：“現在日本已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敵人了，豈有不敗之理！我們的命運可想而知了。不知公博逐鹿中原的計畫能否實現？”“你病到如此地步，還管什麼中原不中原，快不要多說話了。”陳璧君早已愁得不可開交，因為日本醫生多次會診，已經確定汪是骨癌絕症，無法治療，生命不會拖過半年。但汪自己不知道。“我們上海，有一種叫鐳的東西，聽說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來試試？”陳璧君抱一線希望，哭著對齋藤真教授說。“這是一種放射性元素，對癌症可能有效。就試試吧。”教授回答得軟弱無力，毫無自信。

　　汪的兒子汪孟晉，在三十八度的高溫天氣，飛到上海，強迫“鐳錠醫院”的專家拿出了鐳，立即動身。在那種時代，誰敢反抗？醫生冒著酷暑，帶著僅有的一點點鐳，和汪孟晉到了名古屋。到達當天立即進行了鐳的放射性治療。但十天下來，絲毫不見幼纂A汪精衛的發燒和疼痛反而更厲害了。汪發怒說：“不……不要再做了！”鐳元素照射的失敗，使陳璧君和日本教授們束手無策，陷入絕境。汪精衛已經形銷骨立，奄奄一息，到了日夜鬼敲門的地步了。他雖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難逃。

　　“公館派”親信林柏生來探視。見汪病骨支離，已失人形，不禁暗暗吃驚。汪清醒後，就對林呐呐地說：“你回南京後，快叫公博實行中原計劃，周佛海已通蔣了，有些事不要告訴他。我的命不久了，你是管文化宣傳的，多年來一直跟著我，現在我就向你作個交待吧。我的文章不必保存，但我的詩稿必須收藏好，等待時機出版，就叫《雙照樓詩詞》吧。柏生，你要跟著公博走。我一生反共，人人皆知，我實在不願中國落入共產黨的手中，但現在看來，可能很難避免了……你自己好自為之……”汪精衛氣喘痰湧，已經說不下去了。

　　汪精衛這些話，可算是最後遺言了。直到病死，沒有再說過什麼。時序如流，很快入秋。拖到11月初，名古屋已是大雪紛揚，寒氣襲人。日本人窮得連煤炭都沒有，自然燒不出暖氣來。汪精衛只得鑽在厚厚的絨被中，過一天算一天。這時，美國人的“波浪式”、“地毯式”轟炸更加強烈了，名古屋一片火海，爆炸聲聲不絕。11月8日，醫院旁中了重磅炸彈，震得門窗破裂，玻璃四飛。日本人不放心，只得把汪精衛遷移到地下防空洞去。汪正發著四十度的高燒，

　　防空洞內沒有暖氣，沒有火爐，等於進了鬼域冰窟。一凍、一驚、一動、一嚇，汪精衛精疲力竭，病勢加劇，氣喘吁吁，滴水不進，一直昏迷。延到11月11日下午4時20分，就雙眼泛白，手足挺直，只活了六十一歲，就一命嗚呼了！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熱之中，哪有心思再來顧汪精衛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衛文、東條英機等趕到名古屋，勸慰陳璧君，決定將汪的屍體先草草成殮，火速運回南京。

【去世】

　　11月12日上午9時，汪精衛的臨時棺木被放上專機。機內供奉著日本裕仁天皇特賜的菊花勳章和頸飾。日本還派了久已不見蹤影的四架飛機護航，從名古屋起飛，汪精衛總算又“回”南京了。

　　飛機降落的地點是南京明故宮的日本軍用機場。這一天的南京，戒備森嚴，高射炮對準天空，上百架日本飛機，也硬著頭皮準備對付萬一出現的空戰。在機場上恭候靈柩的陳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誼等，站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下午5時30分，汪的專機和護航機在紫金山上空盤旋一周後，緩緩降落在機場上。

汪偽僅有的一個軍樂隊奏起哀曲。陳公博等人慢慢迎上前去。機門開處，第一個下來的就是面挾重霜的陳璧君。大家向她慰問，她卻一言不發，雙目怒視，揮手叫人閃開。然後，臨時棺材被抬下飛機，棺上放著日本天皇所贈的勳章。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林柏生等將棺材托上靈車。於是，四百多輛汽車，由光華門進城，往中山路、新街口、鼓樓兜了一圈，近一小時後才到達偽國民政府，棺材就放在大禮堂。偽政府成立了一個“哀典委員會”，由陳公博任委員長，周佛海等為副委員長，不惜工本，大辦喪事。而且煞有介事地下了半旗，停宴會，纏黑紗，輟戲曲，罷歌舞。

　　這一夜，頤和路汪公館的大廳內，燈火通明，正在召開“哀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要人們心情沉重，面色肅穆。沈默了好久，陳璧君忽然河東獅吼：“怎麼，都成了啞巴啦？一群沒出息的東西！如何對得起汪先生在天之靈！”只有陳公博膽子大些，還敢開口：“夫人，汪先生有遺囑嗎？“沒有！”陳璧君頓了一下再說：“中原的事不老早講過了嘛，這就是遺囑！”陳璧君隱瞞了汪精衛寫的《最後之心願》，那是要二十年後方可發表的。陳公博聽後默然無聲。周佛海則暗暗發笑，心想：“這群傻瓜還蒙在鼓裏呢！”“我們打算替汪先生國葬。”陳公博討好地說。陳璧君冒火了，霍然站起，厲聲說道：“不要國葬！汪先生生前不同意國葬！他關照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嶺中，擇塊風水寶地，搞個堅固的墳墓，長眠在中山先生邊上就可以了。在墓前石碑旁，再立一塊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歡的‘詠梅’詩。墓碑上只刻‘汪精衛之墓’，連‘先生’二字也不要。其他你們不必再多說。都聽懂了嗎？”陳璧君說得斬釘截鐵，冷若冰霜，誰還再敢多嘴開腔呢。她拿出事先寫好的汪的“詠梅”詩來，這是汪精衛以前的手稿，上面寫著：

　　“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徹長夜中，遂會天下白。”

　　陳公博看後，沒有說話，就將詩稿放進公事包內，會就算開完了。

【河東獅吼】

11月13日上午，汪的屍體移入上等楠木棺材，重新大殮。汪穿著藏青長袍和玄色馬褂，戴著禮帽，兩眼微微睜開，似乎還放不下這江南半壁江山。陳璧君再三用手按撫，怎奈屍體早已僵硬，再也閉不起來，這也算是汪精衛死不瞑目了。陳璧君在棺材旁邊，拿出一方宣紙，用毛筆寫了“魂兮歸來”四個大字，塞在汪的馬褂內，作為最後的憑弔。

　　在停靈期間，陳璧君和子女們就住在棺材旁的房間內。她要看看守靈人是否真正忠誠。她親自擬定了一張名單，凡部長級的人，都要分批通宵守靈。“哀典委員會”只有一切聽命，哪敢違拗。第一夜守靈的是陳公博、周佛海和褚民誼。時至半夜，嚴寒逼人，褚民誼不知不覺全身冰涼，打起盹來。褚還未睡著，就被剛好出來查夜的陳璧君看見了，立即大聲罵道：“褚民誼，你要睡覺了，是不是？對得起你姐夫汪先生嗎？給我站好！立在靈柩邊，直到天亮！真是個不爭氣的東西！”褚民誼是陳璧君的妹夫，被罵得狗血噴頭，只得一聲不響，哆哆嗦嗦地站著。

　因為陳璧君親擬的名單，一個也不敢怠慢，人人守靈二十四小時，那時南京正是隆冬，有的人只好帶著毛毯披在身上。一天，半夜時分，陳璧君一覺醒來，到靈堂查看，只見偽文官長徐蘇中正裹著厚厚的毛毯，坐在地上。她怒氣不打一處來，立即就像炸彈爆炸似地大聲吼叫：“徐蘇中，你起來！回公館抱著小老婆納福去好了！守什麼靈？汪先生對你如何？你守一夜靈都不肯嗎？”

　　徐蘇中哪敢違抗，立即顫巍巍地站了起來，直到天明。在一星期的守靈中，除陳公博、周佛海外，幾乎都受到程度不等的訓斥。連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頭子丁默屯阝，也被她罵得哭笑不得。她是汪偽時期的“國母”，有誰敢抗拒呢！

【出殯】

1944年11月23日，偽政府替汪精衛在南京大出喪。這一天天氣晴朗，但酷寒逼人，重裘不暖。天還未破曉，大家吃不消陳璧君的雌威，紛紛在早晨六點鐘前趕到。待太陽初升時，一個小小的靈堂，已經人頭攢動了。6時30分，舉行“移靈祭”，由陳公博站在棺材前，高聲朗讀祭文，這是一篇艱澀難懂的八股文章。陳公博照本宣讀，恐怕沒有一個人聽進耳朵裏去。7時整，大出喪開始。隊伍最前面，有一偽軍官，騎黑馬，高擎開道旗。後面是兩個騎黑馬的騎兵，背著槍口朝下的步槍，一人手執偽國旗，一人舉著青天白日偽黨旗。然後是軍樂隊，邊走邊奏哀樂。再後面是騎兵大隊和步兵連。然後是手執花圈的偽官挽圈隊。陳璧君和子女們穿著黑色喪服，分別走在靈車前後。靈車由八匹白馬牽引。靈車後還有衛士大隊和被脅迫來的大學生一萬多人。綿延足有三裏路之長。

　　東郊梅花嶺從山麓到山巔，紮滿黑白布球，日本駐偽府大使谷正之、總司令岡村甯次等軍官依次排成一圈。10時30分，舉行安葬典禮，還是由陳公博主祭。煩瑣的儀式後，已是中午12時了，方才進行入墓式。最後由陳璧君帶領眾人將泥土灑在棺木上。陳璧君每灑一鏟，就說一聲“魂兮歸來”。“汪精衛之墓”的紅字石碑，當即立在墓前。至於那塊“詠梅”詩碑，還未刻好，只得以後補之。這以後就是勞工們的事了。將墓做成一個半圓形的鋼筋水泥石墩，非常堅固。待“詠梅”詩石碑刻好，已是1945年8月中旬，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了。汪墓本來是仿中山陵設計的，造價為五千萬元，但動手興建不久，日本投降，工程不得不停了下來。

【密謀劈棺】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要從重慶還都南京了。1946年1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國民黨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南京黃埔路陸軍總部召開了一次會議。何應欽脫去白手套，對在座的工兵部隊、憲兵司令部負責人慢條斯理地說：“委員長不久就要還都回來了，但汪精衛的墳墓仍在梅花嶺，居然和中山陵並列在一起，太不像話，如不去除，委員長必定大發脾氣。所以請大家來，仔細研究除掉汪墓的妥善辦法。此事要考慮周詳，絕對保密。汪精衛畢竟是個國民黨元老，一旦宣揚出去，說委員長容不得一個政敵的屍骨，那就不好了。”何應欽說完，請大家研究決定，就先走了。

　　會議決定在十天以內辦好這件事，由七十四軍工兵部隊負責執行，憲兵實行戒嚴，嚴格保密。七十四軍工兵指揮官馬崇六決定：爆炸挖墓，並定於1月21日晚上執行。在這三天前梅花嶺周圍實行戒嚴，並在報紙上公佈陸軍要試炮。爆炸由七十四軍五十一師工兵營負責，用一百五十公斤“TNT”烈性炸藥。

　　在一個月黑風高，夜寒逼人的晚上，梅花嶺四面響起了陸軍的“試炮”巨響。工兵在水泥墓上鑽好炮眼，放好引信，轟然一聲，炸開了這個石墓，露出棺材。撬開棺說A馬崇六看到汪精衛的屍體穿著長袍馬褂，頭戴禮帽，肩上還披了一條紅色綬帶。屍體並未腐爛，只是臉色青灰，已有黑斑點點。馬崇六叫工兵實行“抄身”，但除陳璧君寫的“魂兮歸來”紙片外，沒有其他隨葬品。馬崇六“驗明正身”後，就下令用吊車將棺木吊到卡車上，向清涼山火葬場駛去。這裏士兵們立即平整土地，填滿墓穴，運走垃圾，將一座事先以積木式拼裝好的翹角亭子，埋在墓地上，不到天亮，就已完工了。不知不覺，無聲無息，汪的墳墓，就此消失，這裏依舊成了遊覽風景的地方。裝著棺材的汽車，由馬崇六押車開到火葬場。場內人員都已調開，全由工兵操作。棺材被立即送入火化爐，但見一團火球，飛舞燃燒，四十分鐘不到，全部燒光。一副價值連城的楠木棺材，也一起化為灰燼了。馬崇六命令開動強烈的鼓風機，向爐膛吹去，頃刻間塵灰飛濺，汪精衛的骨灰就在茫茫夜空中四散不見了。

　　汪生前所作的詩中，曾有“劫後殘灰，戰餘棄骨”、“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句子，本是得意時隨手寫寫的，想不到，到頭來一語成讖，竟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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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日記》的歷史真相

2004年08月30日04:59　來源：搜狐文化頻道

　　史學界人士曾一度為汪精衛有無日記傳諸於世而爭論不休，成為一個難解的謎。這個謎在上海終於大白於天下……

　　1944年1月中旬，汪精衛突感不適，兩腿麻木，並伴有高燒，背、胸及兩肋時有劇痛襲來。九年前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上遇刺後留下的宿疾——壓迫性脊髓症，發作得異常猛烈。下旬，汪精衛的兩腿已完全失去知覺。1月25日，汪精衛倚枕手書，在連續使用了四年之久的日記本上歪歪斜斜地寫下“甲申元旦家人團照”幾個字後，便不勝重負，輟筆臥床。

　　3月3日，汪精衛在妻子陳璧君，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娣等陪同下東渡就醫，直飛名古屋。日軍大本營將此事列為最高機密，汪的病房晦名曰：梅號。

　　4日，帝國大學附屬醫院齋藤真教授主刀手術。術後當晚，汪精衛的兩腿居然恢復知覺。三四天後，病情又轉惡化，至九十月間，已病入膏肓，時發咯疾，極度貧血。

　　11月9日，美軍空襲日本名古屋，汪在被轉入防空洞時又受風寒。10日上午6時，高燒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