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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中國真的是“大國崛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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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正視 | 2009-06-14 09:01:58 | 閱覽數：154841 | (IP: ) | T 2835 | 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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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六四亡靈 | 2010-10-13 21:21:06 | (IP: ) | T 2835_R 161 | 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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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許多人應聲倒在血泊中，人群四處驚散。試圖上前阻止這種盲目屠殺的大學生卻被射殺。６月３日夜間約１０點左右，從西向東開來的軍車，竟毫無人性地朝胡同里的居民開槍掃射。 正是這種盲目掃射，導致許多人死于家中。在已經尋訪到的１８２位六四死者中，有些人既沒有參與八九運動，也沒有在戒嚴後去堵軍車，甚至沒有去看熱鬧，但他們卻死在罪惡的槍口下。有人在自己家里死于流彈，比如，退伍女軍人馬承芬是坐在樓下台階上和鄰居聊天時被射殺。６６歲的老工人張福元在親戚家的院子里被戒嚴部隊射殺。在木樨地２２樓某位部長家里當保姆的一位來自四川萬縣的老婦人，只是從第十四層的陽台上往樓下張望了一下，就被戒嚴部隊的子彈奪去了生命。住在同一棟樓里的一位副檢察長的女婿也是在自家廚房里被射殺。 最令人震驚的是，有人走在街上恰巧撞見戒嚴部隊，就被殺紅了眼的士兵追殺致死。楊子平、王爭勝、安基三人，就是在南禮士路附近，死于戒嚴部隊的瘋狂追殺。當時，他們五男兩女共七個人，戒嚴部隊的追殺造成三死兩傷。 人們還能看到︰戒嚴部隊殘忍到不許救助死傷的程度。張先玲女士提供了這種細節︰當戒嚴部隊開槍時，有一個小青年沖出去照相，中彈倒下；目睹了這一幕的民眾想沖上去搶救，但戒嚴部隊不許任何人接近受傷倒下的人；有一位老太太甚至跪在地上乞求軍人︰“那是個孩子，求求你讓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凶狠地用槍口指著老人說︰“他是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而且，當兩輛救護車開來救人時，也被戒嚴部隊攔截，隨車醫生下車交涉也不放行，只能原路返回。殺了人還不準搶救，這是殘忍中的殘忍！ 人們也能看到劊子手企圖掩蓋罪惡的可恥行為︰毀尸滅證。六四大屠殺中有許多失蹤者，至今仍然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張先玲的兒子王楠被射殺後，就被戒嚴部隊埋在天安門前２８中學（現改為長安中學）門前草坪里，只因王楠身穿軍服，系了一根正規的武裝帶，被戒嚴部隊誤以為是軍人，才把王楠的尸體送到醫院。當張先玲女士找到兒子的尸體後，開始時戒嚴部隊還不準家屬把尸體抬走，他們非常蠻橫地說︰“不準抬出去，你們也快走，否則都抓起來。”後來，張先玲輾轉打听到，那個坑里共有三具無名尸，其它兩具尸體都作為無名尸送去火化了。張先玲說︰“在我們以後的尋訪中，就找到十幾戶人家的親人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尸的失蹤者。他們很可能就屬于被火化的無名尸。” 讀“尋訪實錄”，最讓我撕心裂肺和深感愧疚的是︰那些被劊子手輕易地剝奪了生命的人，從６６多歲的老人到年僅９歲孩子，從３０、４０歲的壯年到１７的少年、二十幾歲的青年，其中沒有一個所謂的精英，更不是如我一樣的當年風雲人物，而都是普通的學生和平民百姓。原本，他們只想過普通人的生活，得到平凡的世俗幸福，然而，在那個血雨腥風之夜，他們中的許多人听從了同情心和正義感的感召，毅然離開安全的家而投身于危險之中。 有人是八九運動的參與者，在廣場上堅持到最後一刻，直到被罪惡的子彈射殺。比如︰ ２５歲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就在準備撤離廣場之前，死于戒嚴士兵的亂槍掃射，他倒在了廣場上正對著天安門的旗桿下。 ２７歲的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在８９年６月３日晚１１時左右，被射殺于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紀念堂附近。 天津師大中文系學生李浩成，隨同該校五千余名師生前往北京聲援，６月４日凌晨戒嚴部隊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李正好在廣場東南角的一個地方拍攝現場照片，當閃光燈亮起的時候，他遭到了戒嚴部隊士兵的射殺。 一直參加八九運動的２１歲的大學生吳向東，生前還為家人留下一份遺書，他以年輕的生命踐行自己的諾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就是死了也在所不惜！……。” 有人為了與廣場的大學生們共度危險時刻，承擔一份做人的責任，在大屠殺已經開始之後，毅然奔向最危險的地方。比如︰ 年僅十七歲的高中生蔣捷連，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那個大屠殺的夜晚，不顧母親的含淚勸阻和反鎖房門，居然從廁所的窗子跳出，奔向血雨腥風的西長安街，加入到勸阻戒嚴部隊的行列中，然而，他非但沒能勸阻住戒嚴部隊，反而被罪惡的子彈射殺。 年僅十九歲的高中生王楠，基于“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直奔天安門，然而，他還沒有來得及用相機為歷史留下見證，卻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見證了野蠻的屠殺。 ２３歲的北大學生嚴文與同學一起攜帶一架攝像機去了木樨地，他們是想把當時現場的情況拍攝下來，作為一個歷史的記錄。然而，一顆子彈射中了嚴文的大腿，致使主動脈破裂，流血過多，搶救無效，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更有人在危險中關心別人和救死扶傷。比如︰ ３０歲的楊燕聲，出于人道義舉在１９８９年六月四日早晨七時搶救傷員，卻被罪惡的炸子射入肝部，在體內炸開，不治身亡。 ２４歲的工人杜光學，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常去天安門廣場。６月３日晚１２點多，他听說天安門廣場死了人，就想前去為大學生們做點什，然而，當他騎車行至新華門附近時中彈身亡。 ２５歲的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周德平，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那個大屠殺的夜晚，自願接受其它同學的委托去廣場看望本校的同學，他獨自一人騎車向天安門廣場駛去，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學校。 年僅１９歲的北京大學化學系大學生孫輝，他主動接受同學們的委托，去尋找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而未見歸來的班長和幾位同學，他騎車行至復興門立交橋附近時中彈身亡。 實錄中，還有三位死者最為感人，他們在當時的作為，如果能夠被攝像機記錄下來，那，六四英雄的象征性畫面就不只是一個人擋坦克的青年了。 ２４歲的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段昌隆，在那個槍聲四起、噩耗不斷的危險時刻，白天去急救中心幫助搶救傷員，晚上在民族宮附近勸解戒嚴部隊，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一位看上去是指揮員的軍官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 ２５歲的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即將任職于人民醫院婦產科年輕女大夫王衛萍，自告奮勇地加入了搶救傷員的行列。據目擊者說，她很勇敢，子彈從身邊飛過、四周迸發著火光，她都毫無懼色，搶救著血泊中的一個又一個傷員。然而，正當她在包扎一位傷員的傷口時，略一抬頭，一顆子彈擊中了她的頸部，她倒下了，連一句話都沒有留下。 ２９歲、就職于機械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的袁力，在戒嚴部隊向四周盲目掃射時，他不忍再看到無辜市民的死亡，便挺身而出，高舉右臂，大聲向那些亂開槍的士兵們喊道︰“我是清華研究生…”，但話音未落，一聲槍響，他的生命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除此之外，我所知道的六四政治犯中，被判十年以上重刑的大都是普通人。北京廣播學院的大學生王毅因參與堵軍車而被判十一年；青島的小伙子陳蘭濤，只因在大屠殺開始後做了一次抗議屠殺的公開演講，就被判了十八年重刑；與四川詩人廖亦武一起坐牢的政治犯中，就有多人因六四而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在全國，這樣的無名六四政治犯還有很多，至今仍然在獄中。 然而，當年那些自視甚高、瞧不起市井小民的風雲人物，無一人死于六四大屠殺或受傷，也很少有人被判十年以上的重刑。他們都是屠刀下的幸存者，無論流亡海外還是在國內被捕坐牢，也都混了個或大或小的名聲，得到過或多或少的關注。有名的“六四黑手”中，只有王軍濤和陳子明被判刑十三年，並于９０年代中期先後獲得保外就醫。從１９８９年６月開始，我這個六四黑手，盡管已經三進三出，但是所有失去自由的時間，加在一起還不到六年。 說這些，我沒有任何提倡“犧牲競賽”的意思，而只是想提醒自己這樣的風雲人物︰“六四”的歷史真相究竟是什？為什以大學生和知識精英為主的八九運動，當慘案發生時，死于屠殺的人、挺身而出救助死傷的人、被判重刑的人，大都是普通人？為什付出最大的生命代價的人們，大都默默無聞、無權講述歷史，而那些作為幸存者的精英們卻有權喋喋不休？為什“六四”後，這些普通人的血還要被用來滋養大大小小的投機者，供一些無恥之徒角逐于所謂“民運”的名利場？十五年了，“六四”的血，除了供養了慣于吃人血饅頭的風雲人物在國內外一味“英雄”之外，就幾乎再沒有讓我們這個冷血的民族得到更大的長進。 什是苦難和犧牲？什是生命和鮮血的代價？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幸福的分配早已有天壤之別。難道大屠殺制造的苦難作為一種具有道義正當性的資源，其分配也注定要有天壤之別嗎？難道真如魯迅所言︰“時間永是流駛，都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這個民族的所謂精英們，真的毫無長進，至今仍然很少有恥辱感和負罪感，也沒有學會從苦難中汲取精神資源，做一個有尊嚴的人，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 象我這樣在八十年代自封為精英的文化人，象我這樣的八九風雲人物，又為亡靈們做過些什？！這十五年來，我時時被負罪感所困擾。在秦城監獄，我寫了悔罪書，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已經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因寫作長詩《屠殺》和《安魂》而入獄四年的四川詩人廖亦武，在詩的結尾自問自答道︰“誰是幸存者？幸存者都是狗崽子！”而面對“實錄”中所記載的這些普通人的遭遇，我覺得自己連“幸存者”的資格都沒有！盡管我是最後一批撤出廣場的人之一，但我沒有在大屠殺後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動表示自己僅存的人性。離開廣場後，我沒有回到母校北師大去看看那些從廣場撤出的學生，更沒有走上街頭去救助那些死傷者，而是由天安門廣場逃向了相對安全的外交公寓。無怪乎那些親歷了六四血腥的普通人會問︰當屠殺的大恐怖正在籠罩北京城時，你們這些“黑手”在哪？ 六四過去了十五年，雖然還不能改變大屠殺制造者的冷血，但起碼可以質問那些胸前掛滿了受難勛章的風雲人物們︰面對一無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負數的受難者，你們沒有自責和內疚嗎？難道不應該堅守住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由那樣，珍惜無數人用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我們向極權抗爭的僅有的資源！面對堅持為死難者討還公正的母親們，當年的幸存精英，難道就不肯付出一點兒博愛之心、養成一種平等之懷和正義之氣，為那些受難更深的人們爭取本來應該屬于他們的公道嗎？！ 感謝難屬們，為中國留下了大屠殺中的普通人的形象。 可喜的是，一些當年參與過八九運動的大學生，現在開始注意到六四災難中那些被遺忘的普通民眾，以懺悔的心情寫出了對普通人的敬意和關注。比如，曾深深卷入八九運動的政法大學學生浦志強，現在已經是大陸的知名維權律師之一，他為紀念六四十五周年寫了《不該被忘卻的“暴徒”群體》一文，沉痛地說︰ “在這個痛苦記憶不斷喚醒遺忘的煎熬中，還有一個不該被忘卻的群體，一個被‘合法’地處決、監禁、流放以及領受了酷刑的‘暴徒’群體。我們甚至沒有想過，你們都是些什人？你們的家人怎樣了？你們出獄後都在干什？”“我想起來了，在我們游行的時候，是你們用自行車擋住軍警，給我們閃出一條路；在我們疲憊的時候，是你們用三輪車拉著走不動路的同學走下去；在我們餓了的時候，是你們端來汽水、可樂、小米粥和大餅，嘴里還在喊著‘大學生萬歲’；在我們絕食靜坐的時候，是你們支好帳篷為我們遮陽擋雨，听我們講話給我們捧場；在兵臨城下的危情時刻，是你們擋住軍車前進的腳步，苦口婆心地勸阻不明真相的士兵；當沖突開始後，是你們在大街小巷用棍棒、石塊等冷兵器面對坦克沖鋒槍傾瀉的彈雨。你們只是沒想到人民軍隊真的會把槍口對準人民，你們想到的可能只是廣場上還有我們。當時你們把我們當成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但十五年來，我們竟然把你們忘了，我們竟然可恥的忘卻了你們！” “你們沒有死在街上成為遇難者，卻在事後死在刑場上或者領受了重刑。你們所有的罪過，可能不過是情急之下扔了幾塊石頭、燒了個把軍車、搶到過若干武器，甚至是象被判刑十年的蕭斌那樣不過傳了幾句閑話而已！我們都清楚，在那樣一場騷亂中，你們的行為可能僅僅是一個正常人的條件反射，根本不應算是犯罪。跟加沙街頭爆烈的巴勒斯坦青年相比，你們並沒有多做些什，但你們卻落得了如此下場！” 文章的結尾是對所有當年的風雲人物的良心拷問︰“與哲人相比，你們不習慣記憶；與文人相比，你們不擅長表達。你們的家人十五年來所能做的，只能是把屈辱和悲痛埋在心底，甚至強迫自己也遺忘你們。但有誰敢說，你們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你們就沒有鳴冤叫屈的權利！”（見《動向》２００４年４月號） 浦志強律師，在你的懺悔和拷問面前，我也是在吃人血饅頭，我至多是這個反人性的制度反面的點綴和裝飾，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游戲何時能有個結局，更不知道我究竟為亡靈和其它無辜受難者做過些什，可以讓自己想起來問心無愧。 中國的精英，大多失去了記憶和時間，在小康時代的利益收買中活得像個體面的中產階級，然而，他們在精神上活得麻木不仁，從零開始到零結束，無窮無盡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生存質量，與那些平凡的犧牲者、與浦律師提到的那些“暴徒”所付出的鮮血相比，連沙漠都不如，沙漠還有廣漠和荒涼，八九年的風雲人物們還剩下什麼？！ 四、見證災難歷史的意義 人類經歷過多次大災難，僅就二十世紀而言，就有二戰中的種族滅絕和共產極權下的階級滅絕。對前者的歷史見證，有二戰後世界範圍內的對納粹的種族滅絕罪行的清理，代表人物是美國歷史學家埃利．威賽爾，他是種族滅絕中的猶太幸存者，其母親和妹妹都死于納粹集中營。二戰後，他致力于見證“奧斯維辛”式的種族大屠殺，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發表了無數次演講，獲得了１９８６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對階級滅絕的歷史見證，有前甦聯持不同政見者對共產極權的揭露，代表人物是索爾忍尼琴，他的《古拉格群島》見證了共產極權鐵幕後的階級滅絕罪行，他也因此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現在，“奧斯維辛”和“古拉格”這兩個名詞，已經成為納粹極權下的種族迫害和共產極權下的階級迫害的代名詞。 見證歷史，不僅需要對大事件的宏觀復述和解析，更需要對局部細節的微觀挖掘，需要將罪惡還原為一個個劊子手的罪責，將災難還原為一個個受害者的悲劇，需要細節化具體化個體化的生動言說。因為，宏觀歷史敘述，往往會忽略掉普通人的命運和細節化的個體災難。如果對大災難的記述僅僅局限于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的死亡數字，即便再宏觀也是抽象的，無法為悲劇時代和後代留下鮮活記憶。所以，見證歷史需要盡可能多的細節積累和個體追尋，將歷史罪惡細節化為一個個暴行，把一個個消失于暴政下的鮮活個體凸現在世界面前，才是對生命的敬重，才能激起後人對災難的認真反省。威賽爾和索爾忍尼琴的見證，之所以引起世界性關注，就在于兩人見證的細節化和個體化。美國的９．１１周年祭，之所以要花費很長時間一個個地宣讀死者的名字，就在于從關注具體個體的角度來表達對生命的敬重和對災難的記憶。 在共產極權的暴政下，當代中國人所遭遇的災難可謂史無前例、舉世無雙，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滅絕，從建政之初的“鎮壓反革命”一直延續到“文革”，鄧小平時代也制造了舉世震驚的“六四大屠殺”，江澤民時代又制造了滅絕民間自發信仰的“法輪功大冤案”。然而，中共政權非但不認罪不懺悔，反而在嚴厲壓制民間的歷史見證的同時，又在不斷地制造新的罪惡，“六四”成為當代中國道德最大禁臠，即便在網民已高達八千萬人的互聯網時代，“六四”也被中共設置的政治防火牆所屏蔽。所以，民間的自發見證只能在充滿恐怖的秘密狀態中進行，見證的資料也無法在大陸媒體上公開，而只能通過出口轉內銷的途徑出現在被嚴加防範的民間網站上。更可悲哀的是，無論是三反五反、大躍進、反右，還是史無前例的大劫難文革，民間的歷史見證大都是分散的、隱諱的、欲言又止的、拐彎抹角的，從來沒有形成過有群體性的、直率的、暢所欲言的、持續不斷的見證，而只有六四後的難屬群體，這些平凡的母親，在專制高壓之下，堅持著由不斷增加的個體言說匯集成的群體見證——直率而持續的見證。在此意義上，六四難屬群體的見證歷史，無論與威賽爾、索爾忍尼琴相比，還是與國內民間對歷次災難的分散見證相比，無疑都是更悲壯、也偉大的事業。 每年的清明和六四，在悼念親人時，六四難屬們仍然會聚在一起流淚，然而，經過十多年的思念和抗爭，她們的悲痛和憤怒，已經由哭泣和吶喊變成冷靜的見證。她們既具有面對恐怖的勇氣、與獨裁政府周旋的智能，更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與威嚇、監控、跟蹤、拘留、查扣人道捐款……相抗爭。最可貴的是，她們在還原歷史真相的過程中，從不放過每一點線索，從不畏懼尋訪的艱辛，一個個尋訪，一點點積累，讓血的事實變成活生生的具體細節，讓血淋淋的細節變成人們的記憶，見證八九運動，見證六四大屠殺，見證這個社會的靈魂，見證這十五年來中共政權的種種倒行逆施。 這事實的見證，對還原歷史和伸張正義來說，比淚水、比憤怒、比吶喊，更加有力。“事實勝于雄辯”，難屬證詞之謂也！正是這群平凡母親，戳穿了中共政權編造的謊言，讓全世界知道了一個個死于六四大屠殺的個體，了解到難屬群體十五年里所遭遇的迫害和磨難。六四難屬的見證之于當代中國的啟示意義還在于︰民間維權運動由自發走向自覺，由分散的個體記憶走向群體性抗爭，由既得利益的訴求走向持之以恆的權利爭取，才是未來的自由中國的希望之所在。 遺憾的是，在六四後的十五年里，只有難屬群體才是持續的擴展和深入的民間維權運動，而在此前，除了四五運動和八九運動的短暫悲壯之外，大陸民間已經浪費了太多的良機。 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一方面，大規模的清算歷史罪惡和平反冤假錯案，皆是在官方主導下進行的，主要受益者也是那些在毛時代的內部權爭中失敗的中共權貴。文革後掌權的高官大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還可以用“兩條路線斗爭”的老套來解釋毛時代的歷史罪惡，拋出幾個替罪羊來承擔體制性罪責，因而，政權合法性還未受到來自民間的強有力的質疑和挑戰。另一方面，除了短暫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對現政權的合法性提出置疑和挑戰之外，挑戰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自發性民間群體維權幾乎沒有。相反，大多數受害者，包括那些曾受到過長期迫害的精英們，他們在平反之後，大都專注于為改革開放鼓與呼，陷于等待“青天再世”和“謝主龍恩”的臣民迷思之中。受難最深重的民間，卻把見證歷史罪惡的權利無條件地交給了制造這些罪惡的政權，任其歪曲、閹割、遮掩、篡改和裝扮中國當代史；把討還正義的道義正當性讓渡給踐踏正義的獨裁黨，把獲得“昭雪”皆歸功于那些曾經參與制造罪惡的新獨裁者們，任其壟斷歷史見證和討還正義的權利——在封鎖主要罪惡的的同時，也把全部“政績”據為己有。 由此，改革開放之初的平反大潮呈現出中國特有的荒謬悖論︰作為罪惡的主要根源的獨裁體制本身，卻得以輕易逃脫被追究，而且新的獨裁者們還得到萬眾擁戴。比如，毛時代的絕大多數罪惡還未清理之時，“小平您好”的由衷擁戴已經出現，而被擁戴者依然是個獨裁寡頭。事實上，毛澤東時代的罪惡之產生，不止是“四人幫”和“三種人”，甚至不止是暴君毛澤東個人，而是制度性的政府性的犯罪，是中共統治集團的共謀，所以，討還正義的道義正當性理應在民間、特別是應該在無數普通的受害者之中。然而，在當時的中國，罪惡的制度及其犯罪的權貴，並沒有出面承擔應得的罪責，制度及其政權本身的邪惡性質也毫無改變，而只做出統治策略的權宜性調整，居然就把絕大多數的正義資源輕易地收入自己的囊中。 試想，如果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平反大潮中，在官方主持的恩賜性的平反冤假錯案之外，還有來自民間的持續的群體性維權運動，只要那些死難者的親屬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肯站出來，象現在的六四難屬或法輪功群體這樣，從民間立場出發來見證歷史和尋求正義，大陸民間起碼能夠形成“三反五反難屬”、“胡風案難屬”、“反右難屬”、“大躍進難屬”、“文革難屬”……，那將形成怎樣的民間維權洪流！國人對歷史罪惡的清算就將遠遠超出官方的欽定定調，也將把獨裁者自上而下的恩賜性平反變成自下而上的民間維權運動，中國當代史就將全部重寫，鄧小平模式的跛足改革也將無以為繼，改革開放的歷史和中國的未來必將重寫。 也就是說，與以往歷次大災難留給當代國人的遺產相比，八九運動和六四屠殺對未來中國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它所留下的正面遺產︰ １，獨裁政權合法性的危機至今猶在，而且，只要政權的獨裁性質一天不改變，其合法性危機就一天無法消除。這種危機，既表現為民間對中共政權的口是心非，民眾對政治權威的自願效忠的喪失，也表現為官方本身的內在虛弱和權力恐懼的難以擺脫，官方對六四定性的越來越模糊，高官們回答有關六四的提問時也越來越圓滑，當年參與鎮壓決策的高官及其親屬，也大都想撇清與六四鎮壓的干系，至少是減輕罪責，把全部的或主要罪責推到已經作古的鄧小平一個人身上。最近，據境外媒體透露，連李鵬這樣的六四罪人，也想出書澄清當年的決策過程。 ２，民間人權意識的覺醒。表現為民間越來越擺脫逆來順受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借助于互聯網提供的方便，越來越多的人敢于置疑和批評官方決策，挑戰政權及其政要的權威，六四話題在民間被反復提起，更表現為民間維權運動的公開化和持之以恆，弱勢群體爭取自身權益的請願、游行、示威、甚至自焚，知識界爭取言論自由和推動憲政民主的言論維權，工商界爭取私產保護和平等競爭權的財產維權……這其中，最具道義感召力和人權救助實效的群體維權，非“天安門母親”莫屬！ 天安門母親的事業，開始于突失親子的絕望，她們這些年所關心、幫助和鼓勵的，都是一個個具體的人。這種樸素而實在、有血有肉的正義事業，充滿了土地的溫暖和激勵，決非從天空俯視芸芸眾生的自由說教所能給予。從丁老師等難屬尋訪“六四”遺屬的腳印中，我看到了所剩無幾的良知、堅韌和愛。我甚至極端地以為，這是“六四”後僅存的記憶和最有成效也最有意義的事業。如果所有的幸存者都能象她們那樣，不必高聲吶喊，而只為無辜的亡靈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劊子手也不至于殺了人後還那肆無忌憚，“六四”亡靈的墳墓更不至于如此荒涼。現在，蔣彥永大夫為六四正名的勇氣，又為民間提供了新的良知示範，贏得了海內外的廣泛支持。 如果說，見證災難和清算罪惡，不止是為了汲取教訓和當下改革，更是為了避免未來的重蹈覆轍，為了在人性上恢復良心平靜、道德自信和做人尊嚴，那，一個掩飾災難和壓制見證的政權，就只能在延續災難和制造新的罪惡中越陷越深，也就等于把整個國家的未來置于隨時可能再現“六四”災難的恐懼之中，繼續把人性逼進不得不做馴順的奴隸和陰暗的犬儒的死地。也就是說，十五年來，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為，正是在以死不認罪和打壓見證的方式延續著六四的罪惡，用恐怖政治把國人逼成反人道的豬哲學信奉者，把中華民族釘在大屠殺的道德恥辱柱上，是對每個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未來的持續戕害。 所以，在中國的當下制度中，對于恢復民族的真實記憶來說，致力于民間見證就幾乎是唯一途徑。也正是在這種只能寄希望于民間見證的背景下，難屬群體的頑強存在和不斷擴大，就顯得尤為重要。她們的見證，在呼喚著、激勵著中國民間的良知力量的同時，也在正告現政權的獨裁寡頭們︰在當今世界，滅絕人性的暴行決不能暢通無阻。盡管，在當今中國，獨裁者們握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主要的社會資源和制度化的暴力手段，而六四難屬僅僅是無權無勢的弱勢群體，然而，她們僅僅靠親人們鮮血的滋養，靠她們自身的母愛、良知、勇氣，就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保存了走向敬重生命和自由民主的希望。 如果說，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需要紀念館，無辜亡靈們需要紀念碑，那，在還不允許建立紀念館和樹立紀念碑的當下大陸，天安門母親們的見證，就是在為紀念館和紀念碑的最終落成奠基。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５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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