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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中國真的是“大國崛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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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正視 | 2009-06-14 09:01:58 | 閱覽數：154840 | (IP: ) | T 2835 | 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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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六四亡靈 | 2010-10-13 21:16:57 | (IP: ) | T 2835_R 160 | 引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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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危同仗，甘苦共嘗 !! 中國人加油 !! ********************************* ＜＜在共產極權的暴政下，當代中國人所遭遇的災難可謂史無前例、舉世無雙>> http://www.ncn.org/print.php?id=57693&code=BIG5 傾听天安門母親的聲音——讀六四難屬《尋訪實錄》 作者 : 劉曉波 一、獻給十七歲的祭詩 １９９１年春節前，我走出秦城監獄後，就听說丁子霖老師的兒子死于六四屠殺。當年三月份從大連回到北京，我一直想去看望二位先生，既作為學生，更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 當年６月３日，我這個八九年的風雲人物和幸存者，懷著惶恐悔罪的心情，帶著一束鮮花和一首祭詩，去看望丁子霖和蔣培坤二位先生。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捷連遺像前，鞠躬、默哀、獻上鮮花和祭詩。 遺像上的１７歲，正走在八九運動的行列中，頭纏紅布條，雙手舉紅旗，一張年輕的臉，稜角分明，朝氣勃勃，把我拉回到英姿煥發的八九高潮。雖說，蔣捷連還只是高中生，但他那充滿正義感和自豪感的神態，與我接觸過的無數大學生毫無二致。後來，听蔣老師說起才知道，捷連參加學潮並非始于八九，他也參加過八六學潮。 我的眼楮濕潤了，開始哽咽著朗誦獻給捷連的祭詩︰ 《給十七歲》 ——六四二周年祭 題記︰你不听母親的含淚勸阻，從家中廁所的小窗跳出；你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你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你寫詩更是一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听墳墓訴說。給你寫詩，我不配。你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 我活著 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沒有勇氣和資格 捧著一束鮮花和一首詩 走到十七歲的微笑前 盡管我知道 十七歲沒有任何抱怨 十七歲的年齡告訴我 生命樸素無華 如同一望無際的沙漠 不需要樹不需要水 不需要花的點綴 就能承受太陽的肆虐 十七歲倒在道路上 道路從此消失 泥土中長眠的十七歲 象書一樣安詳 十七歲來到世界上 什麼也不依戀 除了潔白無瑕的年齡 十七歲停止呼吸時 奇跡般地沒有絕望 子彈射穿了山脈 痙攣逼瘋了海水 當所有的花 只有一種顏色的時刻 十七歲沒有絕望 不會絕望 你把未完成的愛 交給滿頭白發的母親 那位曾經把你 反鎖在家中的母親 那位在五星紅旗下 割斷了家族血緣的母親 被你臨終的眼神喚醒 她帶著你的遺囑 重新邁開沉重的腳步 往來于無辜者的墳墓之間 每一次她就要倒下時 你都會用雖死猶生的氣息 把她扶住 送她上路 超越了年齡 超越了死亡 十七歲 已經永恆 １９９１年６月１日深夜于北京 我想在十七歲的亡靈前朗誦完這首詩，但剛剛讀了一段，就被蔣老師制止了。蔣老師握著我的手在顫抖，躺在床上的丁老師在流淚。我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為自己的沖動而懊悔︰在這樣敏感的時刻，即便我心懷最真誠的善意，朗誦這樣的祭詩，也無疑于往傷口上撒鹽。二位老師還沒有從喪子的刻骨之痛中恢復過來，特別是丁老師，身心都很虛弱，大部分時間躺在床上。 真不該刺激二位老師。我停止朗誦，默默地把祭詩的手稿放在捷連的遺像前。 說起來，我與二位老師的交往還是始于八十年代，主要是與蔣老師的來往。我熟悉蔣老師的第一機緣，是因為我與他在專業上的相通。八十年代的大陸出現過持續時間不短的美學熱，朱光潛先生和宗白華先生的美學舊著重見天日，成為我們這批大學生搶讀的精神食糧；李澤厚先生和高爾泰先生的美學新論風靡于文化界和高校，兩人之間的論戰也引來眾多參與和旁觀；美學研究也成為大學里的顯學，上海復旦的蔣孔陽先生、山東大學的周來祥先生、人民大學的蔣培坤先生、北京大學的樂黛雲先生等，是八十年代身為大學教授的知名美學家。 在我的記憶中，蔣老師之所以在當時的美學熱中佔據一席位置，來自他對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有著獨樹一幟的解讀。蔣老師將馬克思美學解釋為“人的解放”之學，並因此而飲譽當時的中國美學界，被稱為“人本主義美學派”。我當時在北師大讀文藝學專業的研究生，不僅對西方美學、中國古典美學用力甚勤，而且對當時中國的各派美學論著也皆有涉獵，自然要讀到蔣老師的著述。正因為蔣老師在當時美學界的聲望，我的導師才決定聘請他出任我的博士論文《審美和人的自由》答辯委員會的九位委員之一。按照當時中國學位答辯的有關規定，每個博士生的答辯委員會都要推舉兩位正式評議人。在我的答辯中，蔣老師與王元化先生被答辯委員會推舉為正式評議人。 記憶中，蔣先生給我論文的評價還不錯，著重強調“美與人的自由”之間的關系。比如蔣老師在論文評語中說︰“把藝術和審美看作實現人的自由的一種方式，或者看作人的自由生命表現本身，即從人類本體論的角度去探索藝術審美的價值，應該說較之以外在功利為價值指南的傳統藝術觀念更貼近人類藝術的真諦。”“自由，如果不是像通常那樣僅僅從認識論意義上去理解，而是從人本學的意義上去理解，那它無疑是人類追求終極價值目標，也是藝術和審美追求的終極價值目標，而且，從現實性上說，人類也許只有在藝術和審美中才能使這種自由付之實現，盡管這種實現在形式上是虛幻的，但在本質上卻是現實的。” 當時，我曾在八七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教委點過名，在何東昌為首的教委看來，我這樣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讀博士學位。然而，我的導師黃藥眠先生和童慶炳先生頂住了教委的壓力，加之不久後反自由化運動在趙紫陽的干預下半途而廢，使朱厚澤（胡耀邦時代的中宣部長）提出的“三寬”氣氛得以恢復，才使我得以最後走上答辯席。答辯時，教委還專門派人去旁听，似乎害怕我在答辯中大放厥詞。答辯委員會絲毫沒受教委來人的影響，基本肯定了我的論文和答辯，使我這個“問題博士生”的論文得以順利通過，並于當年７月拿到博士學位證書。 這一切，我這個學生當然會銘記終生。 １９８８年春天，我拜訪丁、蔣二位老師的家，主要是為了听取蔣老師對我的博士論文的意見。由于談話投機，與蔣老師交往日漸增多。但也應該承認，那時的拜訪和尊稱丁、蔣二位為老師，還主要是出于一般的師生禮節，或者說是禮節多于情誼，談話大都局限于美學領域。而且，我去見蔣老師，顯然與拿博士學位的功利性目的高度相關。然而，經歷過六四大屠殺之後，我被開除教職，丁、蔣二位老師被勒令提前退休，再次前去拜訪，我和二位老師的關系就不只是師生情誼，而是被六四鮮血凝結在一起的患難與共，相互來往也就自然多了起來，相互了解也逐漸加深。 蔣老師每次談起八十年代都很動情，他曾對我說︰“我們一家三口都是八十年代的受惠者。我的美學研究受益于那個時代的思想解放，也結交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象高爾泰，在八十年代，因為共同參加你的博士論文的答辯，我倆一見如故，從此結成至交。六四過後，高爾泰來北京看我和丁老師，我們兩個中年男人居然抱頭痛哭。我無錫老家的客廳里，還掛著高爾泰送的畫作‘鐘馗打鬼圖’。再如象你的導師童慶炳，六四後十五年來，老童是與我倆保持密切關系的少數老朋友之一，在我倆最悲痛的時刻帶來可貴的安慰。” 蔣老師還說︰“我們全家也是在八十年代重溫丁文江的，小連也開始對他的二外公有所了解。八十年代初，親戚去海外，從胡適的兒子處帶回胡適所著的《丁文江傳》，還有一本翻譯過來的美國人寫的《丁文江——中國新文化》，小連都看了。連兒死的真慘，但也死的驕傲，他接續上丁家的自由主義傳統。他只是高中生，卻積極參與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他不光參與了八九運動，八六學潮也參與了。小連的這些作為，肯定與八十年代的自由風氣、與他對丁文江的了解密切相關。從思想啟蒙角度看，小連也是八十年代思想啟蒙的受益者。”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我再次走出中共的監獄，從大連回到北京。接近年底，全世界盼望新千年降臨的氣氛日見濃烈。那幾天，不斷有朋友打電話來，約我共度除夕夜，但我和妻子劉霞想把這個新千年之夜留給“六四”的亡靈們，決定和丁、蔣二位老師一起為亡靈守夜。 １２月３１日的夜晚，我和妻子去了丁老師家，吃了簡單的晚飯之後，守夜的氣氛一直很沉重，沉默多于談話。在小連的遺像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二位老師，平時的口若懸河也變得沉默寡言。臨走前，丁老師反復叮囑我好好待劉霞，決不能再鹵莽行事，把劉霞一個人留在有形監獄外的“心牢”里。我很感動，這才是對我們兩口子的真正關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難，一點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當時想，丁老師之所以關心劉霞勝過關心我，肯定來自她這些年的親歷，她太了解失去最親愛者的遺屬們的艱難︰殘暴制度的迫害和良知匱乏的社會，使獨裁制度的反抗者的親人們承受著巨大壓力，不僅是隨時可能與親人被迫分離的焦慮，還是被監視的恐懼、失去隱私的煩惱，更有官方刻意洗腦所造成的遺忘和冷漠。好在，有難屬群體之間的相互扶持，也有國內外善良人的同情和支持，為這些六四受難者帶來溫暖的安慰和抗爭的勇氣。 告別時，丁、蔣二位老師把他們歷盡磨難編成的難屬證詞送給我倆，並再一次叮囑我好好待劉霞。 第一次讀到為紀念六四十周年而出版的《見證屠殺 尋找正義》，那是１５５位死者、６５位傷殘者的名單和２７位六四難屬的證詞。閱讀時的經歷和感受，我都寫進了《來自墳墓的震撼》這篇六四十一周年的祭文中。請允許我在此引用一些段落︰ “一進家門，連口水都沒顧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開《見證屠殺 尋找正義》讀起來，從讀第一頁開始，我的眼楮就濕了。我是在淚水中念給劉霞听的，幾乎每讀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斷，我已記不清中斷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斷時的沉默都有死一樣的寂靜，都能听到亡靈們在地下發出的冤哭，那微弱、那無助、那撕心裂肺。二位老師，由衷地感謝你們，使我和妻子以一種非同尋常的方式，渡過了這個人人都在附庸風雅的２０００年之夜。與離我家不遠處（那時，我家在世紀壇附近）正在舉行的盛大而華麗的儀式相比，今晚和亡靈們在一起，我們的內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實。我和妻子都感到這才是最有意義的千年之夜。現在，當我坐在電腦前寫這些紀念‘六四’的文字時，耳邊仍然能夠听到亡靈們無聲的呼喚。” “二十一世紀開始的那一刻，執政者們執意要學中國的歷代帝王們，進行一次祭壇的表演。北京為幾朝古都，遺物遍地皆是，特別容易使人產生帝制時代的聯想。這里早已有了皇帝們主持祭天地的天壇、地壇，今天，為了迎接二十一世紀的到來，又修了一個‘中華世紀壇’，又一個勞民傷財、好大喜功的總書記兼主席工程，為了滿足當權者的虛榮，還沒有完工就匆匆啟用（近半年過去了，世紀壇仍然在進行全封閉的施工），連出租汽車司機都看出了這是一種帝制時代顯示皇權至上的儀式。” “對于這樣一個無恥到骨髓里的民族，無論流過多少血，記憶仍然一片蒼白。用‘遺忘癥’、‘褻瀆痞’、‘無靈魂’……等詞匯來描述，我以為都是一種抬舉和浪費，都是對無辜亡靈的大不敬。搜遍我的詞匯庫，實在找不到恰當的詞，我也只能在無奈之際，用魯迅所諷刺過的‘國罵’，大喊一聲‘他媽的’！” 現在，丁、蔣二位先生之于我而言，不僅是知識上的老師，更是人格上的老師。我乞求地下的亡靈和二位老師，請接受一個甚至沒有資格做你們學生的學生的尊敬——一種靈魂被震撼的謙卑和敬畏。正如王怡和余杰發表的《抗議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難屬的聲明》中所說︰“三位被拘捕的母親，以及其它六四死難者的寡母與遺孀，在大陸知識界和市民社會的沉默和旁觀中渡過了一生最艱辛的十五年。在官方的謊言和打壓下掙扎了一生最沉重的十五年。在我們心中，她們不僅是死難者的母親，她們也是天安門前整整一代人的母親，是在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母親，是這個在政治罪孽中沉淪的民族的母親。我們願意在此莊重的宣稱—我們是每一位‘天安門母親’的兒子。我們為自己曾經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們願以眼淚、筆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議這個政府對每一位母親的摧殘。” 二、相互扶持中的抗爭和艱辛 現在，距新千年之夜又過了四年，六四亡靈仍然無法瞑目，敢于公開站出來的難屬們仍然在恐怖高壓下抗爭著，更多的難屬仍然在無奈的沉默中忍受煎熬。為了紀念六四十五周年，丁子霖老師、張先玲女士等難屬紛紛撰文，為當年的屠殺提供更詳細的見證。與１９９９年為紀念六四十周年提供的證詞相比，今年發表于《民主中國》上的這２５篇《尋訪實錄》，是迄今為止出自難屬群體的最詳盡的記述，不僅記述了當年的親人之死的悲壯和冤屈、大屠殺的殘暴和血腥、尋找親人的艱難和屈辱等等細節，而且記述了難屬們是如何度過這十五年磨難的︰最初在突失親人的打擊下和官方高壓下的生不如死，漸漸走出絕望的陰影後，獨裁政府決不認錯的無情，決不次于大屠殺的殘忍；社會日漸冷漠的麻木，也決不次于魯迅筆下的阿Ｑ時代；生活的艱辛一言難盡，靈魂的煉獄無以表達，高壓下的沉默是那無奈，覺醒後的抗爭又是險象環生，而民間的同情和難屬之間的溫暖，又是如何支撐起“天安門母親”的傲然挺立。 前不久，中共安全機關逮捕三位難屬，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的關注和義憤，中共在強大的壓力下不得不放人。也許，在某些人的眼中，這些六四難屬已經不屬于中國的弱勢群體，因為，現在的“天安門母親”舉世聞名，得到了眾多海內外的人道救助。然而，當你認真讀過難屬們的證詞，有機會深入了解這個群體十幾年的經歷，你就不能不承認︰ 第一，在中國，六四難屬群體是特殊的弱勢群體，將這一群體聯系在一起的核心紐帶，不是家庭出身、文化教養、社會地位或經濟收入，而是共同命運所激發出的母愛和抗爭的精神。十五年來，這一群體所經歷的苦難和艱辛是外人難以想象的，不僅是失去親人後的心靈地獄和生活困頓，更是野蠻打壓下的恐怖生活。特別是尋訪實錄中的農民難屬，本來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大學生，給全家帶來了改變既定命運的希望，而親子卻死于大屠殺，也就等于毀掉這個家庭的全部希望。 大學生程仁興來自農村，他死于屠殺後，其母自殺未遂，現在已經無法勞動；其父不堪承受喪子之痛，在貧病交加中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死者周德平也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周死後，全家的唯一指望落空，其母患上了神經性面癱，其父哮喘病加重，失去勞動能力。周家現在住的兩間平房是全村最破舊的，年久失修，門窗掉落，僅有的幾張板凳也已破爛不堪。加之９８年大水災，周家顆粒無收，房子也被沖壞了，要是沒有微薄的人道捐款，這家人就再無任何生活來源。然而，令人震驚的邪惡在于︰就在大災之中，北京寄給兩位風燭殘年的難屬的人道捐款，居然被一位村支書冒領。後來是在丁老師的嚴厲抗議下，才被迫歸還給兩位老人。之後，村干部為了報復，居然帶著警察、開著吉普來到村里，五、六個人闖進周家，脅迫兩位老人交代接受北京匯款的情況，他們聲稱︰如果再要發現有北京匯款就立即扣下。他們還用昔日管制“黑五類分子”的野蠻方式命令兩位老人︰不得擅自離村，出門要事先請假，回來還要匯報，如有外人來訪，也要立時報告。 在中國，這種劫匪般的野蠻行為，不止是基層官吏所為，更是更高層的政府所為，１９９８年，中共政權無理查扣和凍結國際社會捐給六四難屬群體的德國馬克，至今仍未解凍；１９９９年，中共當局采取卑劣的手段，在上海扣住了全美學自聯的陸文禾，堵截了海外給“六四”難屬的人道主義捐款。上海安全部門還卑鄙地抄走了陸文禾父母家的房產證，以此要挾陸文禾交出捐款。 難屬方桂珍是個農婦，其夫雷廣太在六四屠殺中失蹤，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她從１９８９年８月起，就懷里抱著剛剛１歲的女兒一次次進城去找北京市有關部門，要求政府交還她的丈夫、給她一個說法，幫她解決丈夫失蹤後的家庭困難。但直到現在，她什也沒有得到，就連當時鄉里答應的每月２２元補助費也是泡影。相反，丈夫失蹤後，她受到了各種各樣歧視，她家的電曾被村里停過好一段，每年的“六四”前後，派出所的警察都會“光顧”她家。現在，她身上穿的黃大褂是撿破爛撿來的。 戴偉之死使他的母親劉秀臣一度精神失常，其妹的工作和出國都受到負面影響。劉秀臣所在單位曾派出了“六人工作組”，以所謂“照顧”為名把她看管起來。她身體稍好以後，只要求上半天班，卻遭到了野蠻的拒絕，理由是︰“對你家的事還沒有定呢！說不定還是反革命家屬呢！”後來，公安人員還追查她與丁子霖、張先玲的聯系，威脅說︰你們違法成立集團了！ 嚴文的父親因兒子之死而精神分裂，現在已神志不清，癱瘓在床。 死者孫輝的家人成了當地派出所的“管制分子”，其父母家曾被當地公安非法查抄過６次，甚至孫輝的姐姐的畢業分配都被地方當局嚴控︰只能回原籍，不準進機關、不準重用，不準調離。 死者吳國鋒，其父被當地的鎮黨委書記告知“吳國峰是暴徒”，一家人從此陷入困境，爺爺奶奶因想念孫子而變成半瘋；其父肢體麻木，幾乎癱瘓；其母親得知兒子遇難後跌倒在地，頭部留下嚴重創傷，落下腦痛和視力嚴重下降的後遺癥，失去了勞動能力。 難屬袁淑敏夫婦和孿孫女租的三間小北房，已有一多半坍塌，地上堆滿了灰渣瓦礫。 ………… 以上難屬的生活和遭遇，僅僅是六四難屬的冰山一角。 第二，現在難屬群體所贏得的世界性聲譽和人道援助，首先是靠她們自己的杰出作為，其次才是善良人們的同情心和正義感。如若沒有難屬們自己首先公開站出來，決不會有今天的“天安門母親”，國內外的良知之士對難屬的同情和支持，也很難在國內找到堅實的著力點。而且，這一群體之所以能夠從單獨的個人發展為上百人，並具有非常強的內部凝聚力，既來自其勇敢的堅韌的抗爭，也來自難屬之間的寬容和理解，更來自難屬們在處理捐款上的公正和干淨。 這個由傷殘者和失去親人的父母、妻兒所組成的群體，盡管在六四血案中付出了最為慘重的代價，卻在極為艱難和充滿人身風險的情況下，為六四受難者及其家屬爭取國內外的人道捐款，收集六四死難者的證據證詞，始終如一地堅持著見證歷史和尋求正義的訴求。毫無疑問，六四後的十五年來，在敦促中共糾正罪錯、調查歷史真相和還公道于民的民間維權運動中，六四難屬群體做得最為出色。 從丁、蔣二位老師六四後的行跡中，我目睹了難屬群體的十幾年如一日的抗爭，知道了丁老師、張先玲女士等人為尋訪六四難屬所遭遇的困難，為人道救助所作的大量的瑣碎的事務，難屬們在六四後遭遇的種種不公正的對待；我也眼看著難屬群體的一天天壯大、成熟，陸續讀到了逐漸增多的難屬群體的證詞……特別是，在中國海內外的民間反對運動的內部鉤心斗角不斷的情況下，六四難屬作為一個特殊的民間維權群體，之所以具有內在的凝聚力且不斷壯大，不僅在于丁子霖、張先玲等先覺者的勇敢，更在于彌漫于難屬中間的那種可貴的寬容精神。有勇氣率先站出來的難屬，決不會因為自己先走一步而盛氣凌人，而是心心相印的溝通和一視同仁的平等。先覺者們不僅給其它難屬以生活上的救助和精神上的安慰，更重要的是理解她們不願意公開站出來的苦衷，從來不會對其它難屬提出過分的要求，更不會對心有余悸的難屬們作任何指責。先覺者們只是身體力行地關心、同情、幫助和鼓勵其它難屬，在人道救助款的分配上一視同仁。 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對那些暫時還不願公開站出來的難屬、對一些有過反復的難屬，既抱有充分的理解，也對母愛和人性善良抱有信心，所以，她們處理難屬是否加入公開簽名的原則是︰１，一切皆靠自覺自願，決不強人所難；２，不論是否公開站出來，在分配人道救助款時，決不允許出現厚此薄彼的區別對待；３，耐心等待她們的覺醒，相信總有一天，她們“會用自己的手解開束縛在自己身上的繩索。”（丁子霖語）正是在難屬中的先覺者的示範感召和寬容理解的帶動下，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越來越多的難屬逐漸加入到公開站出來的行列中。 失去孩子的母親們仍然在流淚，只要孩子們的冤屈得不到伸張，她們的淚就流不完。但是，覺醒後的哭泣，不再只是傷心和悲痛，不再是軟弱和無奈，而是面對高壓的勇敢、堅強和希望——對劊子手的控訴，對獨裁政府的抗議，對所有良知者的呼吁。這些失去親人的遺屬們，最知道殘暴的極權制度的迫害和毫無心肝的社會的冷漠、遺忘，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在相互扶持中度過那些最艱難的時刻的群體，真不知道這個群體中的每個個體，將在孤立無援中如何承受！整整十五年了，在中共警察的傳喚、監視、跟蹤、軟禁等威逼之下，在社會的冷漠和遺忘之中，正是這一個個奔波于六四亡靈之間的母親，以堅韌的愛和不屈良知，揭露著謊言，拷問著冷血的社會，安慰著地下的亡靈和地上的遺屬，使起初分散的心懷恐懼的遺屬們，逐漸凝聚成一個不斷向極權高壓挑戰的堅強群體︰一個母親、兩個母親、三個母親、一群母親……在淚水中相互攙扶著、關懷著、鼓勵著，一個由母親為主體的人道主義群體在恐怖高壓下堅強地站起來！ 從１９９１年丁子霖老師和張先玲女士接受境外媒體采訪，到２００４年１２４位難屬毅然站出來向中共當局提出抗議；從１９９３年丁老師一人向聯合國人權大會提出證詞，到２００４年記載著六位難屬證詞的光盤出現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從１９９５年難屬們向中共當局公開提出合理合法的三項訴求，到每年兩會皆有給中共當局的公開信，至今已經堅持九年。１９９９年，六四十周年，１０５名難屬群體開始走上法律維權的道路，向中國最高檢察院起訴李鵬，也引發出海外起訴實施人權迫害的中共高官的浪潮。同時，在《見證屠殺 尋求正義》一書中，記載了１５５名死者和６５名傷者的名單及２７位難屬的證詞。在新紀元來臨的２０００年，一個世界性的“天安門母親”誕生了。今年，尋訪到的死難者名單已經增加到１８２人，敢于站出來的難屬們，也全都簽名支持蔣彥永大夫向中共現政權提出的為六四正名的要求。 難屬們也獲得了持續而廣泛的國際支持。國際上的人道主義捐款，從她們公開站出來後就從未中斷過，斯諾夫人也曾想與丁老師見面，捐上一點錢，但因幾十個警察圍追堵截而未果，只能通過甦冰嫻老師轉交；每年六四忌日，世界各地都要舉行悼念活動。以丁子霖老師為代表的難屬群體，榮獲了一系列的“人權獎”。丁子霖老師獲得如下獎項︰１９９４年獲美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杰出民主人士獎，１９９５年獲格利萊茲曼公民成就獎和紐約科學院的科學家人權獎，１９９６年獲萬人杰新聞文化獎，同年獲法蘭西自由基金會的記憶獎，１９９８年獲瑞士自由與人權基金會獎，１９９９年丁子霖夫婦獲意大利亞歷山大蘭格基金會獎。新世紀來臨的２０００年，第二屆世界民主大會在巴西聖保羅召開，頒發給“天安門母親”民主勇敢獎。近幾年，“天安門母親”每年都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尤其令我感嘆的是，在處理無數筆境內外善款的問題上，這個群體能夠做到基本公正，也從來沒有出過資金上的差錯，每一筆捐款，哪怕只是１００元人民幣，甚至７元加幣，都有明晰的帳目，力爭人道捐款的受惠人都能開出收據，並最終送到每個捐款者的手中，即便通過中間人轉交的那些善款也不例外。這不能說不是個奇跡。 正是這一切，使丁、蔣二位先生和張先玲、甦冰嫻、周淑莊、徐鈺等六四難屬，越來越贏得我發自生命深處的敬重。在我看來，在大屠殺之後的中國，這個主要由母親們組成的難屬群體，堪稱最具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義象征︰以愛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約束憤怒，以善意化解惡意，以和解縮小鴻溝，以勇氣呼喚良知，以堅韌贏得尊敬。他們從未采取過激進的行動，從未提出過激的要求，也從未使用過咬牙切齒的言詞。相反，他們所做的一切和始終堅持的要求，皆合法合理合情。這種高貴之愛、這種清明之理性，這種持之以恆的韌性和勇氣，實為踐行社會良知的楷模，是中國民間社會中最可寶貴的道義資源，是中國轉型得以和平有序進行的健康力量之一。 三、大恐怖下平凡生命的人性光輝 讀難屬們的記憶，讓我通過具體的細節看到了劊子手的殘忍，更看到了大恐怖之中的人性光輝。 六四剛剛結束後，官方曾利用壟斷的媒體混淆黑白，反復宣傳所謂的“暴徒”對戒嚴士兵的殘忍，而對戒嚴部隊屠殺平民的殘忍則全力隱瞞。然而，即便在嚴格的信息封鎖之下，大屠殺中戒嚴部隊的殘忍，也已經見之于各類零散的記憶文章中，比如，在西單附近，戒嚴部隊用坦克追碾學生和市民的最殘忍一幕，早已出現在親眼目睹者的回憶文章中。現在，難屬們又為這殘忍提供了活生生的見證。 通過尋訪實錄，人們可以看到︰戒嚴部隊是如何向四周盲目掃射，致使大量無辜平民死亡。六月三日晚約十一時，戒嚴部隊先遣步行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取單膝跪姿，舉起沖鋒槍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許多人應聲倒在血泊中，人群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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