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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真實的汪精衛
發表:乖透透 2006-02-23 21:58:45 閱覽數:68651 (IP: ) T 1744 引 用
 


回應:.. 2006-02-23 22:03:57 (IP: ) T 1744_R 11 引 用
第三部份
《和平運動曲線救國》之四
對 日 和 約 的 實 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只能佔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干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幹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24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儘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1938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1938年10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産。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擡頭,1938年11月3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1938年12月6日,陸軍省參謀部公佈《1938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佔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佔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佔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志,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1938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1938年11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干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回應和談,儘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繫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鬆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鬆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鬆本的安排下,董道甯於1938年2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甯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
董道甯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6000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援,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野i私下到日本談判時,只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1938年6月高宗武在鬆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麼有什麼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麼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
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野眸概雿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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